我的老师：邓正来

夏纪森

2001年3月的一天，我在《中外法学》期刊上看到了《法律与立法的二元观：哈耶克法律理论的研究》这篇文章，其论证的逻辑将我彻底征服，一时犹如醍醐灌顶。由此，内心深处记住了文章的作者：邓正来。

在京读研时，时常听朋友谈起邓老师的传奇经历，心向往之，却无缘相识。2004年2月，邓老师加盟吉林大学已有半年，我冒昧写信请教如何读书并着手考博。博士生复试，见到了邓老师。自此，一声邓老师，声声邓老师。

曾经很长的一段时间，我读书的方式是摘录优美的或打动我的句子，以及背诵某个思想家的观点。2004年9月，在邓老师开设的“原典精读”和“小南湖读书小组”课堂上，第一周听课结束后，我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一）这种授课方式打破了传统的“填鸭式”教学模式，使我自己去发现关键的问题，并尝试寻找论证的进路。这就要在课下对于某些学术著作进行严肃而认真的梳理，并在此基础上开放（邓老师喜欢用这个词）出问题。结论并不重要，关键是前提假设与结论之间是否存在严格的逻辑论证。

（二）知识论是理论建构的基础，否则，所谓的“理论”是游谈无根的。因此，我必须有在知识论或方法论这方面的训练。这种训练对于清理我头脑里杂乱无章的理论或所谓“理论”是极其有益的，而这也是进入学术的门路。

（三）要找到各个学科最权威的文本进行阅读，否则，在二流或三流著作中徘徊没有一点益处，只会使自己的头脑更加混乱，从而使自己永远处在学术的大墙之外。同时要研究一个虽小但是却很有意义的问题，而这种问题的发现的前提就是先融入到某个学术传统中，把握到这个学术传统目前发展的情况，然后才会去发现问题，进而可能作出知识增量上的贡献。这就需要搜集关于其基本的文献，并进行阅读，理解，梳理，反思。

正是在邓老师的课堂上，我认识到我原先的读书方法是误入歧途。此后，庞德的《法理学》，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法律 立法与自由》，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法律与宗教》，博兰尼的《巨变》等著作成为我们这一级博士生阅读和思考的文本。在“原典精读”的课堂上，邓老师常说的“慢慢来”，“限定”，“指代”，“一句一句来”等话语，已经融化在我的生命里；在“小南湖读书小组”的课堂上，邓老师对每个人的发言都进行记录，在三到四个人发言完毕后，进行逐个点评，并提出进一步思考的问题。这种授课方式真是太好了！因为，邓老师能找出每个人的症结所在并对症下药。我深知，能做到这一点的前提是点评人必须具备极强的定力和深厚的学术功底。

在邓老师的课堂上，他经常讲，“对我的尊重并不在于你叫我邓正来老师或邓正来先生，而是你们一定要认真读书，敢于追比圣贤。在学术文章中不要用邓正来老师或邓正来先生，而是用‘邓正来’，因为在真理面前，我们是平等的”。2006年，在第二届法理学博士生论坛上，我提交了一篇评论邓老师所著《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文章。在我发言时，因直呼“邓正来”，没有用“邓正来老师”或“邓正来先生”，引发了会场一阵骚动。作为评议人的邓老师则对我进行肯定，并指出这是很正常的学术论争。

2007年我博士毕业，面临就业压力，邓老师给我写了推荐信并不断地鼓励我。后来，我和邓老师都来到上海工作。每次见面或通信，唯一不变的叮嘱就是：认真读书。

我曾经这样描述邓老师在学问上对我的影响：先生以真诚的生命投入思索的工作，视读书问学如呼吸一样自然。先生以极度的耐心带领学生精读原典，培育学生广阔的视野与深邃的探究能力，以增进“问题意识”。几年间，与先生书信往来，释疑解惑，许多问题一经先生提出，就再也无法摆脱掉。它促使我不断地反思头脑中的既定看法，澄清真正需要解决或提出的问题。在思想的交锋中，无不彰显先生平实，从容的风范。于我，永恒的恩典！

    邓老师走了，近九年的时光，点点滴滴在心头。我深切地感受到邓老师身上那份可贵的坚守——

邓老师在加盟吉林大学的任教演讲中指出，“面对着纷繁复杂的世界，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法律哲学来应答？概而言之，法律哲学的建构在当下需要一个前提，两项使命，三类研究。一个前提是指学术研究的自主性；两项使命是回到经典进行反思与批判与面对当下的社会进行建构；三类研究则指对实然的研究，对应然的研究，对实然和应然关系的研究。然后，在此基础上，建构一种或几种法律哲学，进而形成某个法律传统”。当然，在我看来，它的实现至少还需要两个基本的条件：一是有大量的把对于基本问题的研究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的人，尤其是青年人。这就需要在这些人之间形成某种氛围，某种精神，使他们能够处于一种时刻包围着他的，渗透着对基本问题的关心之中。二是兼容并包。这些人能够相互宽容，相互交流，碰撞，形成不同思想之间的充分竞争。此后，邓老师出版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谁之全球化？何种法哲学？》等重要的学术著作和一系列的文章；培养了几十名研究生，创办了“正来学堂”，创建了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组织和主持了几百场来自不同领域学者参与的学术研讨会等等。

是的，邓老师一直在践行着他的这一学术理念：学术为本，直面人类社会。鲁迅先生曾经在评价白莽的诗歌时，深深地被诗人的殉道精神和纯真的性情所感动。他写道，“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日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意，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我愿意以同样的语言，献给我敬爱的邓老师！在这里，我被邓老师的精神深深地感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