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中国

杨志刚

先谈两点遗憾。

今年1月24日早晨六时半，我收到校宣传部方明副部长的短信，嘱我赶紧去肿瘤医院，与邓正来先生“见最后一面”。此时我因去北京出差，已在虹桥机场登机，无法退返。震惊之下，我的心情久久无法平抑，在飞机上一会儿傻愣着，一会儿陷入遐想。九点，飞机降落，打开手机，国东的短信即到：“邓正来老师今早5时41分不幸离世  遗体告别仪式时间暂未定  望知悉。”[1]发信时间是7:21。不久，葛宏波副处长传递讣闻的短信也到了，我在回复中特别提到：“欠他一顿饭。去年春节已约了，可是时间对不上。本想今年补的。”

当日中午，纳日兄来电，告知告别仪式已定在30日上午。此前我已与纳日教授商定，4天后的28日，同赴兰州洽商举办“河西走廊人居环境”研讨会事宜，并与甘肃方面已联系、安排妥当。行程肯定不能改动了，只能微调，于是决定让纳日兄29日晚一定提前从兰州飞回上海，以便参加次日的送别。而我和宏波兄，后来就继续在甘肃落实省校合作协议。这就再次错过了与老邓最后见一面的机会。

因为工作原因，我与邓正来老师接触、交往的机会比较多。很多事情，我都要找他交谈、沟通；而他，也时常给我派“活”，诸如要我去给高研院举办的活动说个话、站个台什么的。此外，他女儿嘟儿和我孩子曾就读于同一所学校、同一届；他又与我研究生导师朱维铮先生相交甚好。如此等等的原因吧，我们之间很投契，有很多的话可以谈。有时我们在食堂吃饭碰到了，会谈天说地议国事，扯上很长一段时间。跟老邓做朋友绝对是愉快的。

当然，他是我敬重的学界兄长。他当年参与的对市民社会理论的译介与解读，影响了中国知识界话语的转变，也有功于当代中国社会的变迁和进步。在我的课堂上，推介过他的论著。我的一位博士生，在获悉邓老师去世消息后，千里之外给我发邮件说：“不胜唏嘘，心情很沉痛，竟夜不能寐。想起邓先生的豪气、霸气，感慨万千。”那流露的是真实情感。

关于老邓的为人行事，我赞同刚才校宣传部萧思健部长概括的四个字：豪爽，正派。老邓是个性张扬的人，与复旦、与上海的惯常风格形成某种对比，但是我觉得互相间恰构成一种微妙的互补。正是这种互补，让他和高研院在复旦、在上海发挥出很多独特的作用，产生重要影响。大约三年前，上海市委宣传部潘世伟副部长曾专程到复旦，对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进行调研。那时，国内已经有不少地方学习复旦建立高研院的做法，成立了类似的学术机构，所以潘部长要来了解一些具体的情况，从而为这类机构的建设，也为人文社会科学的未来发展，谋划、把脉。那天下午，他对复旦高研院的探索性工作给予了高度肯定。为了这次座谈会，高研院做了很多准备，如陈列了院内研究人员的各种著作。会间，老邓还硬把潘世伟先生拽到隔壁，单独“报告”一项重要设想。老邓的这些办法及其能力，是他能够游走于体制内外，有效地组织和开展学术工作的重要条件。

老邓早年编辑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的扉页上，大写着“为了中国”。这既是他的真情所系，也蕴含着一种学术理念。几十年追求学术、追求真理的生涯中，他践履了这一理念。去年年尾，我去肿瘤医院看他。病床上的邓先生，依旧豪爽，有一刻还眨着眼睛故意作出一丝顽皮状，以示小觑病魔。他有足够的意志和信心，为了中国，继续工作下去。我们也真心期待奇迹发生。

难忘今年元月1日，老朋友们再次相聚。老邓郑重地说了大约一刻钟的话，就离席回医院休息去了。留下的我们，谈到动情处，不由得齐声背诵保尔·柯察金的那段名言：

“一个人的生命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

没想到，元旦那天电梯口的挥手，竟成永别！

                   2013/03/30

     （根据本人今日在“邓正来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整理并扩展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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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医院于6时50分宣布其医学死亡，而5时41分已停止呼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