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交二十载，情谊存心间

――记与邓正来教授的交往

 

张曙光

 

邓正来教授英年早逝，令人痛惜。他小我18岁，我们相识相交20年，往事历历在目，有很多值得回忆的片断。我与他的最后一面，正好是他逝世前一个月，即2012年12月23日中午，复旦高研院举办的“经济体制改革与政治体制改革的配合和协调”研讨会闭幕后的午宴上。我坐在他的左边，他说，胃不大舒服，只吃了一些面条，大家劝他尽快去医院瞧病，谁知竟是如此。

我与正来的交往，基本上都是学术思想的交流和学术活动的参与，不少都有记述。我想将其串联起来，作为永久的纪念。

 

1，       读书评书，相识相知

 

我与正来相识在1994年，当时他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并计划创办《中国书评》。有一天，他突然打电话给我，约我为《中国书评》写稿。他说，“最近王绍光和胡鞍钢出版了《中国国家能力报告》一书，在国内外的影响很大，你能不能给《中国书评》写一篇书评”。我回答他，此事我虽然了解，但该书没有看过。他答应把书寄来。我告诉他，我这里正好有一篇评论，因触及到某些人的神经而不能发表，你能不能发？他要我把文章寄去，后来，这篇评论就发表在《中国书评》1994年9月的创刊号上。1996年本人出版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在该书的自序中，我记述了这件事。记述的文字如下：

我对书评的重视始于1989年，“如果说这时对书评的现状有所质疑，那么，到了1992年，看到学术刊物上的书评基本上都是‘广告式’、‘推销式’的，就非常不满，甚至有些气愤了。于是，我对当时《经济研究》编辑部主任樊纲说：你们刊物上发表的书评简直不像样子，我真想写一篇关于经济学书评的书评。樊纲认为此议甚好，即与编辑部商量，要我尽快写出，下期就发。时值盛夏8月。我仔细阅读了《经济研究》1990－1992年6月两年半中发表的24篇书评，写了《论经济学的科学批判和科学评价》一文。我把文章送给巫宝三先生审阅，巫老仔细阅读了拙文，除对该文的基本观点表示赞同以外，对文中的一些表述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见，密密麻麻写了满满两大页。此举令我十分感动。巫老的行动为我们树立了如何做人、如何做学问的榜样。由于该文触动了某些人的神经，编辑部两次发稿，均被主管杂志的负责人扣压下来，未能在《经济研究》上发表。幸而邓正来先生创办《中国书评》，约我评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我把这段故事一讲，该文才在两年以后与读者见面。故事的曲折，即成为我此后认真写作书评的一个原因”。

正来寄来《中国国家能力报告》，我认真读了全书，写了1.7万字的评论《国家能力与制度变革和社会转型――兼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在《中国书评》1995年1月总第3期上。发表前在天则所召开了读书会，我进行评论，胡鞍钢回应答辩，1994年12月9日的《经济学消息报》报道了讨论会的内容。从此，我读书写书评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于是，才有了《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的结集出版，并在1999年60岁生日时，出版了修订版《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紧接着，我写了两篇长篇书评，一篇是《探寻中国腾飞之路和推进国家兴衰理论――兼评林毅夫等著〈中国的奇迹〉》，发表在《中国书评》1995年3月总第4期上，发表前也召开了读书会，张宇燕和我进行评论，林毅夫回应答辩；一篇是《治水的政治经济学――兼评卢跃刚的报告文学〈辛未水患〉》，发表在《中国书评》1995年9月总第7期上。

正来在《中国书评》上创办了“主题书评”专栏，同时发表评论和作者对评论的回应答辩，展开对问题的讨论。他约汪丁丁教授、张春霖教授和我评论张维迎的大作《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我写了《企业理论创新及分析方法改造――兼评张维迎著〈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发表在《中国书评》1996年5月总第10期上。为了集中力量办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主动停刊，并将“主题书评”专栏移给《中国社会科学季刊》。

由天则所主编、我任执行主编的《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出版，正来又组织了一期“主题书评”，约请周其仁、张军二位教授进行评论，由我进行回应答辩。我写了《推进实证和融入主流――答周其仁和张军博士》，张宇燕和杨晓维也写了回应答辩文章，与周、张的评论一起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春夏季卷总第18－19期上。

林毅夫等著《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出版，正好天则所在香山卧佛寺饭店召开讨论会，邓正来、林毅夫和汪丁丁都参加了。在饭桌上，我们四个人坐在一起，正来提出要搞一期“主题书评”，要我和丁丁评论林毅夫的新著，并且要展开批评；他还请了袁志刚教授。我写了《信息、市场和产权――兼评林毅夫等著〈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与汪丁丁和袁志刚的评论，以及林毅夫等的回应答辩文章一起，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冬季卷总第21期上。

1998年因发生徐泽荣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被迫由他人接手，《中国书评》在复刊后出了3期，也被迫停刊。在复刊号（1998年2月总第11期）上，发表了我的书评文章《中国经济改革中的产权问题――读肖耿先生著〈产权与中国经济改革〉》。

此外，在正来主办的刊物上，还发表了我的几篇文章，它们是《腐败和贿赂的经济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4年2月总第6期；《放开粮价，取消粮票――中国粮食购销制度变迁案例研究》，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冬季卷总第13期；《中国经济学的现代化发展—中国经济学(1994)前言》，载《中国书评》1996年2月总第9期；《制度变迁与案例研究――〈中国制度变迁的案例研究〉（第1集）前言》，载《中国书评》1996年5月总第10期；《政府、农民和市场――山东惠民“大市场”要灭“小”市场与浙江义乌小市场变成大市场案例的比较和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7年8月秋季卷总第20期。同期还刊发了余永定教授和李晓西教授对该文的评论。

在我写作书评的过程中，得到了正来的很多帮助。我写的《批评规则、交往理性和自由精神》（载《读书》，1999年第10期，2000年第3期），题注中写道，“本文在构思的过程中，曾与汪丁丁、王焱交换过意见，初稿请陈家映、徐友渔、郑也夫、黄平、石小敏、盛洪、樊纲、赵人伟、李实、张平、邓正来等审阅，他们提出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同时还与秦晖作过讨论，特此致谢”。其中，有关何清涟讲到哈耶克张扬“社会公正”一说的谬误，还是正来提示我的。我写的《制度分析的误区及其校正――评〈制度经济学三人谈〉》(发表在《经济研究》2000年第10期)，题注中有这样的话，“本文初稿曾送邓正来教授、周其仁教授和三位作者姚洋教授、汪丁丁教授、韦森教授，他们提出了很好的意见，笔者在定稿时也有一些回应”。《三人谈》中有关普兰丁格《基督教信仰的知识论地位》一书的混乱和错误，我也与正来讨论过。

从以上记述可以看出，正来与我因读书和评书而相识，也因书评而相知和深交。正来为推动中国学术评论的发展和学术评价体系的建立做了大量实实在在的工作，是当代中国学术评论的发起人和组织者。我写作的上述学术书评被学人认为是“精品”，其中评论《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和《辛未水患》的两篇，被看作是“精品中的精品”。汪丁丁教授看了《国家能力与体制改革和社会转型》一文，从香港（当时他在港大任教）写信给我说，他通过这篇文章“找到了知音”。要是没有正来的相邀和激励，我的那些书评文字也许就写不出来。

 

2，       办会办刊，合作共事

 

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易手和《中国书评》停刊的前后，我利用天则所双周讨论会的平台，举办了多次读书会，每次都与正来商议，请什么人？读什么书？按我们订立的规矩，参加读书会的人，不仅要看书，而且要写一篇至少二、三千字的书评或读后感。

第一次读书会在1997年10月举行，读的是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尔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这是我第一次接触布迪尔的著作。当时买不到书，正来借书给我复印。我写了8000字的读后感《从布迪尔的“反思社会学”看经济理论和实践的反思――读布迪尔的〈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此文收入《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正来翻译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出版以后，天则所与《读书》杂志合作，召开了一次读书会，正来和几位著名学者参会，会议讨论非常热烈。我写了《秩序生发和规则形成：进化的和立宪的――哈耶克和布坎南自由主义理论辨析》一文，正来认为不错，拿去发表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8年5月夏季卷总第23期上，后收入《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正来的《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出版以后，我写了一个长篇的读后感，《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读邓正来著〈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部分发表在《读书》上，全文收入《张曙光文选》（学术书评卷――《评书论人和不同》）。我在文中写道，“今年3月，邓正来教授把他刚刚出版的新作《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送我，58万字的大部头，令人肃然起敬。虽然收入其中的部分论文笔者以前也曾经读过，个别还读得比较仔细，如‘哈耶克社会理论的研究’――《自由秩序原理》代译序，并在读了《自由秩序原理》以后，发表了一篇评论性的文字，但总的来说，对哈耶克的理论仍然是一知半解，似懂非懂。如果说笔者对哈耶克的理解尚未出现什么偏差，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正来的帮助。拿到本书，正好给了本人一个学习哈耶克的机会，本文就是学习的一点心得和感悟”。

第三次是读福科的《知识考古学》。本人不是搞历史哲学的，对福科的一套概念用语也不大熟悉，虽然仔细读了一遍，有些章节甚至反复翻阅，还是似懂非懂。在读书会上，正来推荐请来北大研究福科的专家参与讨论，我才基本搞懂。会后写成了《历史哲学的两种进路：思想史的分析和考古学的分析――读福科的〈知识考古学〉》的读后感，后收入《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

第四次是读李泽厚的《已卯五说》。赵汀阳通过正来向我推荐，参会的有国内史学界和哲学界的一些专家学者，会议讨论很热烈，李泽厚要赵汀阳把会议讨论情况专门转告他。我写了《从儒法互用，情理交融谈起――读李泽厚先生的〈已卯五说〉》。该文收入《张曙光文选》（学术书评卷――《评书论人和不同》）。

1999年，我60岁，生日那天，正来专乘来祝贺，并赠我端砚一方。我从经济所退休后，担任了天则所所长，推荐正来出任天则所理事。这时，《季刊》和《书评》两个杂志转手的转手，停刊的停刊。我在天则所策划创办《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并请正来与我合任主编。我负责经济学，他负责其他学科。由于国内注册不了，我托朋友先在香港注册，2002－2003年出版了4期。由于在境外注册出版、国内编辑发行，又遇到进口征税的问题，于是与正来商议，转为在国内以书代刊出版，由正来与法律出版社社长联系谈成合作事宜，2004－2005年出版了3期，第4期已经发稿，这时天则所遭遇外部干扰，主管部门不予年检，处于生死存亡之秋，新闻出版署发现2004年第2期发表的许章润的文章《宪政：中国的困境和出路――梁漱溟法律思想研究之四》中，有梁漱溟批评毛泽东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文字，随下令停刊。

无论是在举办读书会的活动中，还是合作办刊的过程中，正来与我相互信任，相互支持，非常默契。在读书会上，他总是提醒大家畅开思想，相互批评，展开争论。在办刊的过程中，他约来的稿子和选定的稿子，都是高水平的，我非常高兴；我选定的稿子，他也完全赞同。我们的目的在于编好刊物，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因此合作得非常愉快。

 

3，       苦心孤诣，相敬相惜

 

2010年代的中期，正来进入体制内，先到吉林大学当了特聘教授，后又到上海复旦大学创建高等研究院。他把这一决定告诉我，我一方面表示支持，另一方面也明确表示，进入体制内虽然有资源可以利用，做成一些事情，但也是有成本和代价的。

高研院成立后，正来踌蹰满志，要大干一场。他以书代刊，继续接办《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和《中国书评》；又创办了“正来学堂”，旨在大量培养学生；还搞了“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举办了多次大型国际研讨会。他请我担任高研院兼职教授和《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学术委员，2010年6月7日，我作为主讲嘉宾参加了高研院的“中国深度研究席明纳”（八），做了《逆境中探索，苦难中悟道――顾准政治学和政治哲学思想评析》的学术报告，他请了萧功秦等十多位上海著名学者参与讨论，我也多次参加了高研院举办的国际学术会议。深感正来苦心孤诣，但自由度有限，该赏识的人并不赏识；我虽理解，但能力有限，爱莫能助，只能欣赏和痛惜。

除了参加他的一些学术活动以外，我的支持只能是文章上的。在正来以书代刊主编新版《中国书评》第5辑上，发表了我的书评文章《天下理论和世界制度――就天下体系问学于赵汀阳先生》；在续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09年12月冬季卷总第29期上，发表了我主笔的文章《集体建设用地地权的实施和保护――兼及“小产权”房问题》。前者收入《张曙光文选》（学术书评卷――《评书论人和不同》），后者收入《张曙光文选》（学术论文卷――《入道求索未驻足》）。

有几件事情，我支持他去突破，也理解他的难处，但对结果并不满意。此非正来之过，他也是迫不得已。

2008年，正来到北京找我，他要编辑一套英文版的丛书，介绍国内过去理论研究方面比较好的文章。他与我商议，决定第一本出有关中国农村改革和农业经济方面的文章，要我给他开列一个初步的书录，由他来选定，找人翻译。后来编辑出版了《Chinaˊs Economy: 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re. ltd, 2009）一书，我与赵农合作的论文《决策权的配置和决策方式的变迁――关于中国农村问题的系统思考》也入选其中。与此同时，我讲了《经济研究》刊发贝多广和朱小莉的文章，错了363个数据，编者先是故意拖延，后又以错纠错。正来要我写出来，他在《中国社会科学辑刊》上发表。因终审权不在他手里，发稿后被撤了下来。

2011年3月，正来受上海市社科联的委托，召开“国内外学者评论上海学术”的讨论会，邀请我参加。我以“守住底线才能攀上高峰――以经济学研究为主简评上海的学术研究”为题，做主题发言，明确指出，“从学术批评来看，上海学界的空气不浓，甚至更差”，并举例说明。

“这里有一个典型例子。《经济研究》2007年第9期发表了贝多广和朱晓莉的文章《试析人民币对外升值和对内贬值并存》一文，除了基本概念和计算方法的错误以外，错了363个数据。笔者发现后给《经济研究》写信，与编辑部打了一年多的笔墨官司，来往信件达五、六万字。最后，《经济研究》于2008年第7期发表《通告》，撤销该文。但《通告》以错纠错，我再次指出其错误，要求改正，编辑部不予理睬。我与邓正来教授商议，写了《学风太坏，纠错真难――从〈经济研究〉的〈通告〉》谈起》的批评文章，《中国社会科学辑刊》发稿后，竟被终审者撤了下来。正当的学术批评都这样困难，足见我们的学术环境已经恶化到何种程度，学者还能做什么事情呢？”这篇文章后来收入《张曙光文选》（学术书评卷――《评书论人和不同》）。

可悲的是，正来在编辑出版这次讨论会的文集《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时，这一段文字也被出版者删掉了。在高研院一周年庆典时，正来要我写一篇评论，我以《成就巨大，不足明显，佳境可期――复旦高研院建院三周年简评》为题著文，既讲了高研院三年的成绩，也讲了高研院的不足，这件事又旧话重提，并尖锐地指出，“我不理解这到底是为了什么？中国学风败坏到这种程度，很多学者冲破了为学做人的底线，与这种是非不分、姑息养奸的行为有很大关系。这既损害了高研院的独立性，也损害了中国学术和中国学界。这种情况如不纠正，高研院能走多远，不能不使人有所质疑”。同时，我还进一步指出，“我其所以旧事重提，再谈这两件事情 ，一是希望有关部门和人士再开明一些，给学术以自由，给主编以终审权，天塌不了；二是提请高研院的同仁，要明白自己的处境，在边际上行走，在事关学术独立和自由的问题上，要坚持原则，设法突破和创新”。可惜，这段话在出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文集《政治之维》(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时，又被删掉了。

既然如此，在2012年“中外名家评论上海学术”的讨论会上，我第三次提及此事，并一再发问道，“既然你们请我来评论，为什么删改我的批评发言，谁给你们这样的权利？这难道是对学者的尊重？我不知道我的发言错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不能让读者阅读的内容？你们既然请别人来评论，难道只能讲好话，不能讲坏话吗？连这点批评都听不进去，你们开这个会有什么意义？我今天参会还要讲这个问题，也不知道今年的评论会不会又遭遇同样的命运？既然上海学界不尊重原则，而看重关系，连批评一家学术刊物学风错误的文字都不能发表，可见官方的一套庸俗作风已经严重地侵入上海的学术领域，难道不值得上海学界深思？一个学术刊物，主编没有终审权，学术的独立性何在？作为一家季刊，去年只出了一期，如何向读者交待？上海学术界连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我不知道用什么话语来评价”。

我知道，这并非正来的本意，而是寄人篱下，不得不如此。既然要进入体制内，就得以一定的自由相交换。但是，对于一个视自由为生命的人来说，其内心的伤痛是无法平复的。我对这种做法多次提出异议，并非针对正来，但我理解他的处境，既不怨他，也不埋怨任何个人。这就是我们的现实，这就是我们所享有的学术自由。不过，这对他也是一种无形的压力。现在，正来已经作古，讲出这些实情，也是对正来在天之灵的一种安慰。我不知道这一次是不是还会与以前一样，要掐头去尾，随意删改呢？

我与正来性格不同，做事的风格也不一样。我们之间的交往是学者之间的自由交往、理性交往和学术交往，也践履了交往理性，因而20年相处得非常融洽和谐，他有事请我，我再忙也得设法去办；我有事找他，他也是有求必应。彼此信任，相互尊重，做到了君子和而不同。

 

参考文献：

1，       邓正来主编：《中国社会科学评论》，各期。

2，       邓正来主编：《中国书评》，各期。

3，       哈耶克著，邓正来译：《自由秩序原理》，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1997。

4，       邓正来：《规则、秩序、无知――关于哈耶克自由主义的研究》，生活、新知、读书三联书店，2004。

5，       Zhenglai Deng Edit：《Chinaˊs Economy: Rural Reform and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World Scientific Publishing Co. pre. ltd, 2009）。

6，       上海市社会科学联合会主办，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协办：《上海学术报告》（2010；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

7，       《政治之维――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三周年纪念文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

8，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和经济学家――张曙光经济学书评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

9，       张曙光：《张曙光文选》（学术论文卷――《入道求索未驻足》；学术书评卷――《评书论人和不同》），中国经济出版社，2009。

 

                   2013－01－30，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