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国学术自主性建设鞠躬尽瘁

                           ——悼念我的朋友邓正来

 

吴  炫

 

一、      老邓的最后26天

 

        2012年12月22号，是老邓最后一次主持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国际会议，会上我见老邓面容憔悴、脸色灰白，就问他是不是身体出问题了。他跟我说会后要去做胃镜，并托我夫人帮助他联系一下检查的医院。24号上午我告诉他信息，他回信说已经住进了上海第六人民医院。但他在上海第六人民医院胃镜的检查结果让人吃了一惊：胃癌已经晚期，且因癌病毒扩散已经不能手术了。27号，老邓就转入了位于东安路的复旦大学附属医院上海肿瘤医院11层10-11病房。

   

    因为我平时做饭做菜，比较拿手的是烧狗肉和湖南风格的红烧鸭子，老邓在信息中就说，给我做点汤吧。老邓这时候已经因为胃出血不能进食了。所以元旦前我做的第一顿汤是炖老鸽子。大半天时间炖出来的老鸽汤放了一些松茸、红枣、枸杞，除了觉得略甜点，老邓很满意，我心里很高兴。我想这可能是现在这些天唯一能为老邓做的事情了。虽然每次送汤给老邓，均要和老邓讨论一下治疗方案，但是我知道这些事经过曾经患喉癌走过来的老邓，心里自有主张。虽然他开始偏向于中医治疗，但胃出血和炎症可能是中医无能为力的。所以老邓接受了医院最轻微的化疗方案和西医的止血消炎方案。在这期间饮食上唯一能吃的就是流质了。这也意味着我做的汤就特别的重要。我先后送给老邓米汤、鸡蛋汤、黑鱼汤，等等，除了有几天去杭州的学校开会办事，回上海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告诉老邓我回上海了，想喝什么？元月上旬老邓忽然在病床上对我说：你能不能帮我做一次北京的氽丸子汤？我现在很想喝这种汤。我说好，但是没有做过这种汤。老邓和他的大姐跟我说：先将萝卜块放开水里面煮熟，然后用刀片将肉糜一点一点剔入萝卜汤，最后将小青菜放入即可。我后来按照这样的程序做好送给老邓，但一直没有敢问做的怎么样。但愿老邓唯一想吃的北京氽丸子汤经由我手做还能让他基本满意。我做菜做汤从不看菜谱，而是靠感觉、想象和在全国各地讲学时领略各种风味的记忆。这期间，经常碰到老邓的朋友殷玉良在病床边。

 

    进入元月中下旬之际，化疗后的老邓越加脸色苍白，每次看他，他只是怔怔地看着我，没有说几句话便很无力地示意我：走吧，但依然重复着他住院后在床上经常说的一句话：没事。我问他还想吃什么，他摇摇头。15号我从杭州回上海问他需要什么，他发信给我：买几个上好的橙子，我便带了几个云南最好的橙子去医院。他的爱人肖艳明守侯在他的床边，说他最喜欢的就是橙汁。我说葡萄汁是最好的碱性食品，不妨也喝点葡萄汁。老邓点头，我第二天在天钥桥路的“城市超市”买了一大瓶进口的葡萄汁。我记得这时候已经是21号了。

 

       22号下午我再次去医院，到医院后看老邓斜靠在床上，气色与昨天差不多。问老邓还想吃什么，老邓无言地看着我微微摇头。肖艳明说，老邓的肚子已经很肿涨，挂着营养液什么也不能吃。这个时候，我们都没有去细想那肿涨的肚子里是些什么东西，也不会想到那是癌细胞恶化整个腹腔所致。老邓这时候已经严重贫血，于是我们就说该怎样补血。我和肖艳明跟老邓甚至说到了鸡鸭血汤。我就说要不要我明天送来？我可以去做。老邓苦笑着摇摇头，对我说走吧，不用了。我问肖艳明：葡萄汁老邓喝了吗？肖艳明说喝了。临走时我在老邓床脚用力对他说：老邓，一定要坚持住，大风大浪你都走过来了。老邓微微向我笑笑。

 

    但我没有想到葡萄汁是我给老邓送的最后流汁，也没有想到22号下午竟然是我和老邓的永别。24号上午我正准备再去医院，家里上网时看到陈家琪兄在海南给众朋友发的信息，说老邓已于24号早晨去世。这一愕人的消息对我来说还是太突然了。我赶忙给老邓的女儿嘟儿打电话，没有人接，又给老邓爱人肖艳明打电话，也没有人接。凭预感我觉得这可能是真的了。10点左右我赶到肿瘤医院，老邓的遗体刚被运往医院的太平间。我又乘电梯下到太平间，但大门紧锁敲不开。再回到老邓的病房时，大姐和复旦的学生已经在整理房间了。老邓大姐指着两只纸杯跟我说，这就是老邓临去世前呕吐的东西。我看两只杯子里都是黑色的东西，但不知道是什么物质。老邓几乎是在凌晨睡梦中经抢救无效离开这个世界的。他比我长4岁，还有一个月就是57岁的生日了。

 

    元月初老邓的女儿嘟儿曾经发过一信给我：吴炫叔叔，这段时间真的谢谢您了。我回信说：不用谢，只是我平时做饭的缘故。等你爸爸的病好了，让你爸爸跟我学做饭。我的这个心愿在老邓身上看来是不可能实现了。追悼会上，朋友们纷纷悲伤的说：老邓一心用在事业和工作上，太不顾惜自己的身体了。我就想，平时老邓如果也做做饭，而不是没有规律的饱一顿饥一顿的把胃搞成这样，或许不会这样早的就离开我们。

 

二、2006年结识老邓

 

    与老邓很多朋友相比，我结识老邓不算早，是2006年我调入浙江工商大学之后的事情。记得当时是阅读老邓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一书和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想图景的一系列论文，当时是很兴奋的。老邓从翻译和引进哈耶克的理论人手，经过“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的倡导、“学术规范化”在中国的实践，逐渐对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需要摆脱对西方理论的依附、建立自己的自主性有了相当的自觉，这在我从事20余年的中国文艺学、美学和哲学的原创性努力的价值指向来说，是深以为遇见了志同道合者的喜悦的。所以我与老邓的结识是不折不扣的以文会友。我后来找到了老邓的电话，告诉老邓：他的一系列学术想法我深以为然，所以很想进京去拜访他聊聊。老邓当即就答应了。

 

    记得好象是北京北三环上的一座海鲜酒家，当时我还约了社科院的赵汀阳、江怡。老邓穿了一身皮上装、戴了一顶小帽先到了酒店，我们握手之后，老邓送给我他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我送他《否定本体论》、《中国当代思想批判》等书。我们谈到要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主性，可能首先需要提出“中国问题”，而且是中国学者自己发现的“中国问题”，并不能满足用西方理论看“中国问题”，这一点老邓与我不谋而合。我就说2006年下半年我们“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打算在杭州举办“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高层学术论坛，届时请老邓支持并参加会议。老邓一口允诺。这之后赵汀阳和江怡也分别到了酒店。汀阳我也是第一次见，之前有过多次电话和邮件的联系。早先看他的《论可能性生活》，我就感到这是一个京城里很有哲学建构能力的学者，路数与一般搞哲学的不一样。后来他提出的“天下体系”在海内外产生的影响，也足以证明这一点。汀阳来后与老邓互开玩笑，看来他们之间联系颇多，也都是老朋友了。江怡兄我也是第一次见面，以前读他的论著不多，但后来我阅读他的大作，知道他是国内研究西方分析哲学、维特根斯坦哲学等领域里很有成就的学者。

 

        我与他们三人的第一次见面非常愉快，并在餐桌前合了影。江怡兄后来联系不多，汀阳兄我后来常常通过电话向他约稿，他每次都很支持我编的《原创》，但似乎懒于出来开会。见面最多的自然是老邓了。2006年11月份老邓来杭州参加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主办的“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的高层论坛。陈嘉映、陈家琪、还有文论界的王元骧、陈伯海、陈望衡、徐岱、余虹、肖鹰、欧阳友权、郜元宝、王鸿生等学界著名教授，均来捧场。这使得我这个搞文艺理论和文学评论出身的学者，把会议搞成了一个文、史、哲交叉的学术会议。会议上老邓说：目前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基本状况是：成果越来越多，质量越来越差。有两方面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首先，学术成果离中国现实越来越远，大量的学术文章满足于概念运作，而且是全盘移植西方理论，表面上是关注现实，其实无非不过是西方理论的演绎，真正的中国现实被极大地漠视。明明存在着亟待解决的中国问题，学者们却观念先行，闭门造车，原创性的成果也就无从谈起。而反过来，中国的学术成果严重缺乏与西方学界对话的能力，我们精心构建的种种理论没有普遍的影响力，无法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游戏规则。就以法学领域而言，中国学界几乎找不到真正有全球影响力的学者和学术著作。在这种形势下，“中国问题与理论原创”已经成为了不能不讨论的话题。老邓的发言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共鸣，也成为这次会议的一个基调。大家普遍感到论坛开得紧凑、热烈而有收获。就连最后一场下午的自由发言和讨论——很多会议到后期参加的人已陆续走了——也是大家济济一堂。我心里很感谢大家的支持，当然也特别感谢老邓、嘉映、家琪等兄弟的支持，使这次会议不仅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高层次会议，而且成为一个自始自终的跨文学、哲学、美学、社会科学的会议。老邓会后跟我说：会开得不错。

 

    既然还不错，那就继续开下去。自此后，我们中心每年一度的以“中国问题”和“理论原创”为主旨的会议，除了有一次是专门涉及文艺学的，其它会老邓均来参加。有时还带着高研院全体同仁来参加。2009年11月3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研院、《哲学研究》编辑部和我们中心在杭州共同主办了“东方现代文化创造及其对全球的影响”的高层国际论坛，吸引了日本东京大学名誉教授田仲一成、韩国东国大学朴永焕、庆西大学卢相均等一批海外教授参加，在两地兼职的台湾著名学者龚鹏程教授、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评论》主编盛宁研究员、复旦大学谢遐龄教授、上海社科院陈伯海研究员、海南大学张志扬教授、厦门大学陈嘉明教授等一批著名学者均参加了此次会议。我记得老邓的发言总是能挑起话题引起争议。老邓在开幕式上就说：东方现代文化创造何以能成为一个话题？凭什么就是正当的？这需要论证。其次，如果全球经济危机没有出现，我们是否还会关心东方现代文化创新问题？再次，中国的文化观念到底是什么？观念问题是否是一切文化的基础？这三个问题一下就接触到会议应该展开讨论的基本问题。尽管会议上很多学者的发言并没有围绕老邓的提问展开，但老邓的这三个问题却一直是我思考的主要内容。我没有在会上直接回答老邓的提问，但我愿意今天在这里和老邓就像平时喝酒交流一样，略抒我的看法：东方现代文化创造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东方现代观念创造，是一个超越一般学科的涉及到中国人如何受世界尊敬的问题。正像中国古代文化可以获得世界尊敬，西方现代自由主义文化受到全世界的尊敬，是因为一种文化可以向世界贡献一种观念和思想，并产生世界性的影响。中国文化现代化、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现代化如果不考虑这样一种更为根本的生存方式，我们就容易只是在西方现代文化提供的框架中讨论问题，这样的问题即便可以解决，中国人也是融入了西方思想文化对世界的规定之中，中国人不可能在思想上重新获得像古代文化那样影响世界的尊敬。解决这样的问题，构成了“东方现代文化创造”的基本理由。

 

    事实上，我之所以和老邓交往颇多，彼此互相支持，正因为在对中国在世界上应该发挥怎样的思想和理论的影响力、中国人是否应该过由自己设制的理想生活并对世界形成影响，有一个基本的共识，而且是把这个共识看成高于任何学科性学术追求的境界。所以“我们能够做到什么”是一回事，“应该做到怎样”是另一回事。后者相当于文化发展战略，而前者相当于文化发展战术。一些学者从现实操作的角度容易选择后者的路数，其前提是有西方理论和实践在前，比较容易形成清晰的思路。比如法学界“程序优先”还是“道德优先”之讨论。“程序优先”有西方的实践在前。但中国文化传统是“道德至上”，如何实现“道德优先”向“程序优先”的转化是一个问题，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能否在西方程序正义之外提供一种能影响西方”的法学思路，这就属于一种“应然”性考虑。就像老邓早先提出“市民社会”，后期则转化为“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一更为根本的“中国问题“一样。而顺着这一问题，老邓提出“中国生存智慧”命题，也同样是立足于“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自主性建设”的。这一立足点推论下去，对西方的自由主义，正义论、市民社会等理论和制度持反思批判的立场，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我当然更赞赏这样的一种具有更大气魄的学术努力。

 

三、      老邓未尽的两项课题

   

        2013年1月30号上午龙华殡仪馆，老邓的追悼会上放的是他平时最喜欢的音乐，我感觉这比放一般的哀乐更好。所以，悼念老邓的最好方式，我认为莫过于将老邓还没有来得及做的事、想做的事做下去，而且做好。

 

    老邓的学生都知道他做学问的一句名言：追比先贤。老邓到各地讲座（包括到浙江工商大学来讲座）也反复提这句话。虽然跟朋友们他一般不说这句话，但他看待世界的价值坐标和学问人生的终结目标，在很多事情上都能看出这句话的潜在制约。我的看法是，追比先贤就像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不想做影响中国和世界的大学者，应该也不是一个好学者，至少是一个满足于过学术生活的日子、不想提高自己追比先贤能力的学者。换及话说，想追比先贤，就应该在意识上将所有历史上的思想家和理论家放在对自己而言是“平视”而不是“仰视”的“对等”位置，你自己的学术主体性才能潜在的建立起来。既然是“平视”和“对等”，那么你对你最欣赏和尊敬的历史上的思想家和理论家等“先贤”，就应该是既尊重但更审视的、超越的态度，追比才有可能。这也就是老邓也常常强调的知识分子只能“批判地介入现实”的意思——现实在这里既指社会现实，也指学术现实和思想的历史。应该说，在此根本点上，我与老邓的追求是一致的。我想，这也是我们能成为朋友的关键所在。

 

        学界都知道老邓是以民间学者身份翻译介绍哈耶克起家的，编过、研究过哈耶克一系列著作。哈耶克对西方理性文化的反思提出“自生自发秩序”，通过老邓解读其《自由秩序原理》等等，对中国学界产生过广泛的影响。应该说，像哈贝马斯、福柯、罗尔斯等人的理论介绍进中国一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以其独特的个性，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建立自己的自由主义理论，积累了很好的资源。这可以视为从严复翻译《天寅论》开始很长时间被中国的革命运动中断了的中国向西方现代文化学习的工作。在哈耶克与建立中国人文社会科学自主性之间，我曾经建议老邓最终应该写一本“哈耶克批判”或“审视哈耶克”的著作，作为中国学者从引进、宣传到反思、穿越的一个完整过程。言下之意，无论是对海德格尔还是哈贝马斯、无论是对福柯还是罗尔斯，我可能都会对引进、阐释他们著作的学者提出这样的建议。因为“批判的介入现实”就是上述理论家工作的方式，也应该是中国理论家工作的方式，至少应该是中国理论家理想的工作方式。能不能用这样的方式进行工作是一回事，想不想这样去工作是另一回事。前者当然应该建立在后者的基础上：“想”是“做”的前提，如果连“想”都不敢“想”，当然“做”也就没有可能。一旦开始“想”，一个中国理论家就会用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中国当代问题的复杂性，去审视西方理论对中国的效用有限性，从而改造和批判西方理论的工作就处在孕育的状态中了。依我对老邓的观察，提出中国社会科学主体性超越主权性的时候，老邓应该就已经开始这样“想”了。我见到过他几次，都问过他对哈耶克自由主义的批判性工作是否已在进行。老邓常常笑而不答，可能是已经在准备中，也可能是因为忙于组织各种大型学术活动，还没有正式进入研究思考之中。但不管怎样，我是把对哈耶克至少是批判性的梳理研究作为老邓下一步的研究计划的。可惜的是，老邓走的太早，这项工作是无法完成了。这项工作，只能留给包括老邓朋友们在内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理论工作者来完成了。如果我辈完不成，当由我们鼓励和督促我们的学生来完成。

 

    近年老邓提出“中国生存智慧”的命题，我理解这是老邓立足“中国问题”且为“中国社会科学的理论自主性”和立足“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做出的努力。在建立具有中国文化特点的现代理论的意义上，我是认同这样的努力的——就像我很认同赵汀阳兄关于“天下体系”的建构一样。道理很简单，这种努力是否能够达到理论的自恰性和完善性是一回事，但是否进行这样的努力则又是一回事。因为任何成功的理论建构都是始于这样的努力，这种努力本身应该是建立中国自己的现代哲学和人文社会科学原理的开始，这与我20多年前从事自己的“本体性否定”理论建构，其方位和价值取向都是一致的。这首先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学术道路问题。与不少满足于阐释西方理论并在中国进行实践可能会不认同这样的道路相反，我认为这样的努力在中国理论原创空气稀薄的土壤中，是一种溯本还原的理论坚持，而且，理论本身就是这样的道路。从老邓对“生存性智慧”的提出和解释来看，哈耶克“自生自发秩序”的理论影响是有的，对西方理性的“知识建构”自觉反思，也有这样的影响的因子。但老邓试图在西方的以“知识导向”为主导的现代化途径之外，为中国的现代化开辟一条“智慧导向”的道路，则又具有中国文化的气魄。这又是与哈耶克的影响不可同日而语的。即哈耶克的反思理性，是以承认西方的理性建构为前提的，而中国没有这样的前提，所以以中国智慧为基础并加以现代改造，也可以看成是中国的现代理性文化建立——只是这不是一种西方化的“知识理性”。应该说，中国的智慧哲学确实使古老的中华文明延续迄今，而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济发展的成功经验，也确实可以为中国智慧提供依据，这些都使得基于西方理性知识建构的文化不能被我们简单照搬——即便是西方民主自由理论和体制、正义论等。从老邓对“生存智慧”的解释来看，自然生存性、关系整体性、灵动智慧性，这些均与中国的道家文化血脉相关。我不知道老邓下一步会怎样进一步阐发这样的“生存智慧”，关键是中国的生存智慧与我们要实现的中国现代化的理想图景是怎样的关系。即：中国人的生存智慧已经被历史与现实证明其价值性是一回事，我们要建立的理想社会是否依然能依赖这样的生存智慧，又是另一回事。比如，如果我们要建立的是不仅人民生活富裕、特权消失、国力强大的国家，而且是在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领域均能产生一批原创性的思想和文化产品影响世界的国家，那么创造性特别是原创性问题就应该进入中国现代哲学的建构的视线。中国以道家为基础的生存哲学可能就不够了。因为自然延续性、灵活机智性所构成的中国生存智慧，可能很难解决人的创造力特别是原创性问题，也很难解决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不善于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批判的问题。于是，如何将生存性与原创性融合在一起，我想可能是“中国生存智慧”要考虑的重要环节。

 

    如今，老邓应该是把这样一个严峻的问题交给了我们。我等该如何面对？我想，至少对我而言，会将这个问题思考下去，通过自己的“本体性否定”理论建设，来完成老邓这个未尽的重大课题。我想，这应该是对老邓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浙江工商大学中国文化理论创新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