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成军:悼邓正来——话语过千 不言自伤 追比圣贤 叩寂寞以求音
发布时间: 2013-0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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悼邓正来——话语过千 不言自伤 追比圣贤 叩寂寞以求音 王成军 昨天，一醒来，上到QQ上一看，德强告诉我说是邓正来过世了。于是，就跑到网上去搜去看，尽管太突然了、有些不信，可毕竟已是事实了。看了一整天的他的资料，加上以前对邓的一些传奇式的一知半解，脑海里不禁来回的翻腾，却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甚而自责起来，是不是前晚不该跟晓洪聊邓的事情呢？不料，竟是真的天妒英才、一语成谶…… 前晚，看到晓洪贴出的邓晓芒《我怎么学起哲学来》一文来，就给他说了：“你可以把这个跟李泽厚的那个《课虚无以责有》连在一起读，那就更好了！”如王国维所讲，赴汤蹈火，皆为生命之意志也！没有争议的作品不可能好作品，人也如此。天地之间，唯余二三子也。令从来不曾失望的是，西北之行，还有那么几个学友认为我讲得不无道理的： 这篇文字还是你四五年前就向我们推荐的，当时读了好几遍，今天才文山会海的琐碎之余，重新一读，仍然觉得触动。写得真是太好了，百读不厌。 元旦的时候，听说邓正来患病很厉害，可能是喉癌吧，复旦的张军讲的。那天碰巧看见张军提到邓给他短信讲正与癌症抗争的微博，就有点担心的——“可惜了，不知道是不是与他当年的生活刻苦甚至自我折磨有关系呢，不希望他会成为中国的第二个杨小凯[1]。只有祈望撒旦能够饶过他了。” 当时网上，看到周国平及其他朋友在找寻廖开瑛[2]和陈欣[3]两位医师的消息。不免揪心，可能为时已晚了吧？如今，哲人已逝，回看那些文字，试图寻蹈些其心迹。向死而生，这是任何人都无法隐遁和逃避的一个冷静事实。问学刻苦，生活糟糕，可能会导致早逝，然就像杨小凯一样的问题，然之不劳累、不那样的工作，又会不会另种结果呢？谁能知道呢？ 李泽厚当年讲的“再大的功名最终也是湮灭，抵不过一抔尘土。”又一个英年早逝，去年的蔡定剑和高华，2004年杨小凯和拉丰。当然了，如邓正来自己生前所讲“生命不在于长短，而在于精神维度”，有道理，也让稍微欣慰一些，然终究令人遗憾和感伤！可能是他生命的能量释放得太快了吧，而忘了悠着点。生命迹象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个没有答案。 邓的贡献有哪些呢？首先，哈耶克的引进。20世纪的中国学术，概而观之，无非两条，即前20-30年，马克思的引进，主要是由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人，其中李大钊还因此掉了脑袋，而后20-30年呢，则是哈耶克的引进，主要是由邓正来、冯克利完成的，并且他们还都成了教授、博导呢，应该说过得还不错，至少没有那么大的风险了。 那哈耶克和马克思啥关系呢？嗬，学术上的死对头，思想上云泥之别。列一个表好了：
显而易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哈耶克、西蒙、斯蒂格利兹、斯宾塞、阿克洛夫一起颠覆解构了马克思的“人可以成为上帝”的想法，提出了将“集中决策”改换为“分散决策”作法，从而实现了将风险集中自上而下的分散化解问题。 其次，学术规范的问题。用邓正来[4]自己的话来讲： 过去中国，特别是1995年以前的刊物，有注释的全都出自马恩毛选。没有什么其他注释，不知道为什么要用注释，不知道刊物文章是要匿名评审。学问是谁承认的，是同行承认的。学生写篇好文章，须得到老师的承认与认可更好，因为老师有这个能力。在西方没有听说过得不到同行的承认居然说这个人很重要。”…… 为什么要讲引证很重要，在中国，核心期刊上发表一篇文章，给你所在的大学记一分，所以你就为你的大学创造一分，但是，在引证方面是三分，什么意思，为什么被引证了才重要呢？那是因为同行承认它的重要性，你发表了一篇文章，没有人引证，谁都不承认你的重要性，你发表干什么，不就是成了一张废纸吗。 第三，跨学科问学范式。对此，正如邓2007年在华东政法大学的演讲中所提： 我们的书目中不包括法学范畴的书籍，因为很多学生的知识基础相当弱，他们并不理解，我们现在所学的法学书本的存在，是由于传播知识的必要性所致，是为了方便这样一门学科的传承。但是，当我们研究社会，认识社会，解释社会的时候，这些书本是远远不够的。没有一个大师会宣称自己是专门研究法学的。 罗尔斯是法学家吗？法学书中记载他为法学家，但他从来不说自己是法学家，为什么？哲学界说他是哲学家，政治学界说他是政治学家。哈耶克，也不认为自己是经济学家，为什么？政治学一定说他是政治学家，法学界一定说他是法学家，哲学界一定说他是哲学家。故而，我们今天说的很多知识都是为了传播的必要，这些知识对于认知社会是不够的。 第四、习明纳的尝试。邓给大家上的是Seminar，翻译成中文叫“席明纳”——席地而坐，明道理，纳百家思想，也就是讨论课。这一点，颇有几分费孝通的味道来。只是它还有“惜命哪”的谐音来，然而我们与正来先生却只能天人两隔了。这几天来的心境，颇似2004年那会写着纪念杨小凯的文字来，尽管一个冬天、一个夏季，然中国情境丝毫未能改变…… 学问的问题是什么？那是普及天下的问题。什么叫大学？University，英语中“大学”这个词汇，就是universal，“普世的，普遍的，世界性的”，大学生到大学来做什么？大学不是旅店，那么你住在这里又干什么？其实让你们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让你们用最青春、最美好的时间在这里思考、关心人类怎么遍及人类的问题。 让他们再做一个作业，拿一张白纸，回忆并将自己从小到大看的全部作品的书名，教科书除外，记下来。很多学生到这时感到很愧疚，一张保证写不满，甚至有人写不出几个。尽管某些学生能回忆出一些，我再让他们再好好想想，这些书真的看了吗，收获了什么吗？学生们都很惭愧。于是我便成立了这个小南湖读书小组，带着他们读书。 在原刊阅读中，让每个学生各做一个大师，60多号人每人只做一个人，所以他们的交流非常激烈，每个学生都进去了，一旦确认了研究的方向，比如说你是研究黑格尔的，好，你要建一个private library，你必须把的黑格尔所有的著作，所有的论文，所有人对他的评论，所有人对他的研究的运用都要记在里面，网上如果搜得齐就在网上搜。 第五、知识增量[5]问题。这一点，也很重要的。回看当下，垃圾成堆，不以为耻，反以为荣。直面无病呻吟种种，“问题意识是来源于人生当中最重要的困惑，与生命息息相干。” 问学并非一个书本上的简单概念。最重要的概念，恰恰是跟生命相关的。如果和你生命不相干，你的学问在哪做？没一个大学者，从苏格拉底开始，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他所做的研究，都是来源于生命当中的困惑！所以要对你自己的生命经验非常珍惜，不要老是自卑。是否被人家重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给你带来了什么，你去思考这个问题。 别要忘了，去世前，邓正来曾直言不讳地提到过这样的一个警示与质疑： 国家花了纳税人那么多钱来养知识分子，给知识分子这么高的待遇和条件，为的是什么？知识分子要通过认真的研究，能够使人们把问题看得更清楚，能够把遮蔽的问题揭示出来，能够对现在某些倾向的舆论提供不同的声音。正是有了不同角度的认识和批判，才能够使这个国家更加健康地发展。 对于邓的评价问题，由于未能深读，所以没办法给出，然或许没有谁能比马勇在其个人微博中的说法更为中肯的了：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 离开宁大很久了，我在那里教书时间很短，然有些情景却是不容易忘了的。这次邓正来的去世，有些记忆不免又要稍微清醒呈现了出来。没有办法，还得引述，本来想把一个问题说清楚的，可能增大的引述会使得问题失踪成迷宫，然而凡重复之处皆为重要之处！除此之外，还能怎么样呢？在一个专家教授满天飞、屁问题意识都没有的肤浅时代，大抵如此了。 大学何以如此？学学李泽厚，干脆直接抄自己以前写的一些段落好了，反正又是没几个人会看的。倒不是为了孤神马芳自神马赏，而还是想把问题给揭示出来，哪怕一点也好： 子不教，父之过；学不成，师之责。Like father, like son。首先，是为人师者的基本素养、职业精神和专业精神不够。这一点可从大学课堂里看到，老师照本宣科的多，学生长催眠曲的多，大学里的管制制度固然是造成此现象的一个因素，然而这里面也是无不与师者的教书态度以及努力程度有关系的。 有名气的，想着怎样称王称霸，君临天下，没名气的，想着如何的草混日子，对付检查。其实道理也很简单不过的了，好多的老师他自己都不读书连个最起码的问题意识都没有，你让他如何去对学生们说要去怎么怎么的读书呢？不躬身自省、反求诸己，则会使我们的教育更加的麻烦。论知识、论品性、论技能、论操守，作为师者的我们够格吗？ 持精英心怀，做平民事情，提倡回归经典，讲究点专业精神，趁年轻多带着学生哪怕稍微地读点儿大师和名家们的著作是个人一贯的立场和观点。管理教育要让学生读经典，这是一直在试图呼吁去做的。单拿这次钱德勒的去世，再次呼吁，作为企业管理的孤胆英雄钱德勒无疑是最为杰出的一位大家，因此读他的相关文章和作品已是必要且特别迫切的了。 毫无疑问，这种阅读可能是艰辛的，枯燥和一些无味的，加之钱德勒的作品是很注重繁琐细致的文献史料的，不免让人感到费时费力甚至有时出力不讨好的，然知不经此番境地是无法体会其中要旨与妙趣的。 这一点，正如汪丁丁在回应“文字为何会那么的永远拗口，能不能用大白话讲清楚哲学与经济学”时所说：如果人人都图方便并且人人都努力为他人制造方便，这个世界将越来越糟糕，越来越肤浅，越来越不适合人类居住。也如我的学生甘德立所讨论的： 邓正来翻译的书特别是哈耶克的专著所用的大多是长句，让读惯短句的我们读起来确实有点困难，但是他所用的长句最精练准确的表达了作者的意思，读来很逼真，所以是难得的好翻译。在翻看《哈耶克论文集》时，也没看是谁编译的，只是没头没脑的浏览，可是它让我很难阅读，句子很长，深奥难懂，读了很大一段，不知所云，于是，读着读着就有昏昏欲睡的感觉。可是当下次来第二次读它时，看到了封面上写着邓正来这个熟悉的名字，于是对该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认真的再次阅读，等仔细看了几篇文章以后，竟发现再也放不下它了。我争分夺秒地吸取着这本书包含的一切信息，贪婪的享受着它给我带来的快乐。此时也想起了邓正来说过的一句话：“那些读着我的书会打瞌睡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拿起这本书，一本专著其作者亲亲苦苦用10年甚至20年才写出来，怎么能允许你象看武侠小说那样一两个小时就把它看完呢？这也太不公平了吧！” 不管怎样，法学在积极的艰难进展着，而管理学呢，则还是依旧充斥着遍地的粗鄙化与荒芜化，好像也总在回避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也很少找到什么可资指导实践的理论。如果说，经济学是壮汉，历史学是老爷爷，社会学是大姑娘，法学是小青年，那么管理学则就像一整天醉醺醺的酒鬼一样，简直不知道东南西北，对现实问题几无反应、置若罔闻。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很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维特根斯坦是清醒的，然在中国，此邓正来治学格言如何实现？洞见，抑或遮蔽，连根拔起，抑或永远的轻描淡写，何其之难？ 思想不可以传输到不思的人那里，正因如此，吾道不孤。汪丁丁在其《穿越边界的思想者》[6]就曾提及： 社会科学，切忌以一般原理代替实地考察，切忌如自然科学那样自负地信任数学定理。他回忆，社会科学在几十年里无法解释纳粹现象，因为，理论模型只能容纳既有的各种可能性而不是“新发生的各种可能性”。青年赫希曼有一种卓越的实践感，这使他比其他人更早预见到纳粹的崛起及其灾难性后果，根据传记资料，这是促成他及时赴巴黎求学的重要因素。 历史是一连串“黑天鹅事件”，赫希曼从来就这样认为。他说他对统计显著性不感兴趣，因为，真正重要的，都是“例外”，希特勒就是一个重要的例外。他又说他相信一切好事情的发生，总伴随着特别不寻常的情境，绝非统计显著事件。赫希曼的这些见解，收录于1993年他在意大利接受的一次记者访谈，英译本就是1998年出版的“穿越边界”。 这个国家对于真正的学问大家实质上并没有什么敬畏、尊重与爱戴之心。你看钞票上印刷的是谁就知道了，钱学森死的时候，烧掉了，季羡林死的时候，烧掉了，直到今天，竟连个先贤祠也没有，文化精髓全化成了灰！蔡锷的话，早已忘光——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不为一己图私利。云上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悲哀，悲愤，悲怆，悲鸣…… 好高人愈妒，过洁世同嫌。物必先腐而后虫生，虫生即重生也。魏代李康《运命论》有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这就是一个读书人期望的路，也是他的命定之路，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7]。道术为天下所裂！难怪王朔要讲，我们一直在信奉猪的原则： 信仰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民主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自由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原则不能当饭吃，所以不重要。对于中国人来讲，不能当饭吃的都不重要。我们信奉了猪的生活原则，于是乎我们也得到了猪的命运——迟早给别人当饭吃。 在一个几乎没有学术传统、多少年政统绑架着道统一直欺压着学统的国故整理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三无”学者还要被人拿去说三道四。尽管如此，然瑕不掩瑜。不要忘了，鲁迅55岁走的，杨小凯56岁走的，而今邓正来则是57岁走的，成一等差数列了…… 好玩的是，邓出生在上海，在外辗转奔波多年，晚年死在了上海。这种叶落归根，是令人心酸的，还是让人欣慰的呢？巧合的是，2012年12月27日，在看凤凰卫视《锵锵三人行》时，陈丹青他们借着《文学回忆录》的出版在追忆木心最后提到的一个木心之论： 回顾一生，辗转流离，家破人亡，断子绝孙，柳暗花明，却无一村，抱着艺术，苟且活过…… 并且，据窦文涛讲，晚年的木心从纽约回到了故土家山，一度曾对着前往乌镇考察古建筑的贝聿铭的学生讲： 他贝聿铭是全对的，而我却全都是错的…… 残冬时分，淮河寂静，在维法尔弟的《四季》序曲中，在艾略特《荒原》一般的心境里纪念一位新的逝者—— 是的，我自己亲眼看见古米的西比尔吊在一个笼子里。孩子们在问她：西比尔，你要什么的时候？她回答说：我要死。 2013年1月25-26日于山水树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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