惊闻邓正来先生去世的消息，不禁十分感慨和悲伤，我虽与邓先生交往不多，更非他的嫡传子弟，但邓先生却是我最为敬佩的学术大师之一——不是因为其身上的众多学术光环，而是因为其“另类”的学术风格、严谨的治学精神和谦逊的人生态度。

我对邓先生的了解，大多源于他的学术著作、个人随笔以及别人著述中的评介。坦率而言，邓先生的深邃学术思想我不敢说领略多少，但他最为经典的著作和译著我还是熟悉的，如《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规则·秩序·无知：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小路上的思与语》及译著《法理学：法哲学与法律方法》（博登海默）、《自由秩序原理》（哈耶克）、《政治学说史》（萨拜因）等。正是透过这些书籍，使我充分领略了先生的大师风采。

其实，我之所以会对邓正来这个名字有着特殊印象，更为直接的原因大概是，他所翻译的《法理学》（博登海默）一书是我大学期间看过的第一本国外法理学著作。后来，在我想进一步了解西方法理学时，又机缘巧合地发现了他翻译的另外一本《法理学》（庞德）。正是通过这两本书的阅读，开启了我的西方法理学学习之路，让我第一次知道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圣人名讳，第一次听说康德、萨维尼、哈耶克、拉德布鲁赫、德沃金、罗尔斯、凯尔森等大师名字，第一次了解自然法学、历史法学、实证法学和社会学法学，也第一次被法理学的博大精深内涵而深深吸引。

当然，邓先生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的“另类”学术风格。这不仅表现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他因信奉“学在民间”理念而毅然决然地离开体制，成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而且表现在，他对学术自主性的持之以恒追求，1998年—2003年的五年“学术闭关”及自我订立的学术研究“三不原则”（不出国学术交流、不参加国内学术界活动和公开演讲、不接受“命题作文式”约稿）都是其拒斥“体制”、批判“主流”的具体表现。也正是在这可贵的学术批判中，邓先生为我们开辟了一条寂寞却又充满欢愉的“小路”。

在我与邓先生不多的几次交流中，除在他讲座中的几次互动外，记忆最深的就是2011年的《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投稿了。当时我抱着试一试的心理把一篇关于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一书的评论发给了他，没过多久先生就回复了，不但对文章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还鼓励我继续研究下去。我当时激动得一塌糊涂，没想到这位学术大师私下竟也是那么的和蔼谦逊（后来这篇文章被编入2012年《复旦政治哲学评论》）。这次投稿坚定了我继续走下去的决心，但颇为遗憾的是，这竟是我们的最后一次交流。

邓先生经常在著作或讲座中引用维特根斯坦《札记》中的一句经典语录：“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毫不夸张的说，这正是邓先生一生学术追求的真实写照。多年来，我也一直把它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提示自己不断向这方面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