闯入学术世界的豪杰人物

王焱

　　2012年12月中旬，邓正来邀我22日赴复旦大学参加他主办的一个学术会议。我因有事不能分身，只好向他告假。没想到才过了十来天，忽然听到他因患胃癌晚期住院的消息。2013年1月18日，我和北京的几个朋友赶到上海去医院探望他，办事治学一向精力过人的他，竟然连十分钟的谈话也支撑不了。1月24日，便传来他去世的消息。

　　邓正来是被人视为“外交官的摇篮”的北京外交学院的研究生，1985年却毅然脱离了官方体制，成了一个流落京城的“学术北漂”。他之所以选择这条道路，一方面固然是相信学术的希望在民间；另一方面，也未尝不是对自身内蕴的知识力量抱有自信。除了外语，他的知识训练大多出于自己的苦读力学，而非学院的师承传授。

　　他对自己青少年时期所谈不多，我只知道他14岁做童工，是苦孩子出身。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他只身前往深圳等地经商。几年后再回到北京，已经具备了专力从事学术研究的经济基础。回京后，他将自己的研究重点放在了社会科学方面。

　　上世纪80年代中国的知识场域，注重科学与人文两翼的发展，而对社会科学的重视则相对不足。有鉴于此，邓正来在90年代大力倡导和着力推动这方面的发展。刚刚进入这一领域，他走的还是实证主义一路，很快他就憬然有悟，反身批判，标志是《关于实证社会科学观的反思——评荷曼斯<社会科学的本质>》一文。自此，他走向了更为广阔的学术视野。

　　同时，他大力翻译引进国外学术著作，可说是译著等身。如他主持翻译的《布莱克威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是连现今官方一般的大机构也不敢承担的项目。他却以一人之力，集合同道，鼎力完成。他还是最早将哈耶克引进中国的译者。也正因此，他被人称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他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季刊》和《中国书评》两个刊物，作为发展中国社会科学成果的学术园地，并且躬亲垂范，身体力行，研究成果不但数量惊人，而且大都品质甚高。本着社会科学家对社会的敏感，他还着力推动和组织了90年代社会科学界的几大讨论，包括市民社会与国家理论、学术规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以及晚期的自由主义理论等。而进入新世纪，他又回到了当下的学术体制。2003年他被吉林大学聘为教授，2008年又受聘于复旦大学，创立高等学术研究院并任首任院长。

　　从事人文研究的知识人，往往长于思辨，短于行动。邓正来则迥然不同。他致力于宏观的理论思考，却不是“安乐椅中的社会科学家”。他在学术上雄心勃勃，但在学术取径上，却是宏观与微观结合，既注重宏观大略的思考，思维又深邃细密。他特别注重国外前沿的学术动态，不惜个人解囊，购买外文新书，力图与当今世界的社会研究保持同步发展。

　　邓正来属于五零后一代。这一代学人，经历过饥荒，经历过“文革”，也经历过四五，他们成长在一个极为严峻的时代，但时代对这一代学者的要求也同样严峻。很多人在生活的压力下，在权力与金钱的挤压下，被迫扭曲变形，惟有非常之人，秉豪杰之志，才能打破时代宿命，演绎出精彩人生。

　　他在盛年遽然辞世，固然令人叹惋；但假如他缠绵病榻，一卧经年，呻吟流连，那就太不合他的豪杰个性了。

　　作者为《读书》杂志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