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东航：哲人其萎 薪火相继
发布时间: 2013-0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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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人其萎 薪火相继 ——追忆邓正来先生 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政治发展所所长 贺东航（教授、博导） 去年岁末，收到了邓正来先生的短信，内容短短几个字“请关注明天我的微博”。原以为会有邓先生的新年寄语，第二天，当我打开微博看到的却是噩耗。当时，心中感慨万千，为什么中国的学术大师却遭此厄运。慰问之后，内心祈求医学昌明、妙手回春；但未到一个月，更大的噩耗传来。邓先生永远离开了我们！ 邓正来先生是我非常崇拜的一位学者，我与先生也神交已久。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在经过那场风波，学界一时间好像沉寂了很多，学人也开始有些找不到研究的着力点。但令人欣慰的是，1990年代初期，在邓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邓先生本人的推动下，“国家与市民社会”理论异军突起，逐渐成为中国学界的热点。这一理论的提出，标示在宏大政治叙事之外，找到了一条“市民社会”的研究范式，它给学界带来了一线新的生机，打破既有的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中自上而下的精英式思维路向和解释模式，对当时盛行一时的“新权威主义”及“民主先导论”进行了反思，它主张中国社会的发展须依赖于社会与国家之间的互动，揭示中国需要构建国家与社会相分离但却良性互动的社会结构。正因为如此，“国家与市民社会”研究范式得到了中国学术界的积极响应，并成了上个世纪90年代学术界注流的解释模式。当时，我感到很兴奋，也将邓正来的名字与“国家与社会”理论紧紧相联结起来。 邓先生的这一学术贡献使我受益匪浅。1995至1998年和2000年至2004年，我在厦门大学攻读区域社会经济史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时候，曾多次深入研究了邓先生提出的理论，先生的著作路数之清晰，论证之严密，惠我良多。我先后在国家与社会理论的分析框架下，完成了关于“闽南地方社会、政府与经济发展演变”的硕士和博士论文。我的博士论文是我长期在闽南晋江地区从事田野调查基础上完成的一项个案研究，讨论了国家与社会互动关系在这一区域的变化，我对区域发展中的国家与社会关系作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对经济发展中的社会资本与政府职能做了较为全面的分析，揭示了地方政府与民间社会共同驱动的“晋江模式”特征，我将此形容这种关系为“双强”模式，当然这些都是从先生的理论中获得的启发 。 我虽然与邓先生神交已久，对他的仰慕之情日益增加，但却苦无机会与之谋面。我真正与邓正来先生相识，是来武汉华中师范大学之后，在我的合作导师徐勇教授的引荐之下，才认识了邓先生。那是在2005年，当时先生已经是在学术界赫赫有名的大学者了，而我还是一名初出茅庐的“小学生”，在华中师范大学政治学研究院做在职博士后研究。我在学术讨论中，经常跟导师徐勇教授谈到邓先生的理论，徐老师只是笑笑，并未多说什么。记得十月份中旬的一天，徐老师对我说“我们请邓正来到院里讲学。”我听了非常激动，终于有机会见到邓先生本人了，可以当面求教了。徐老师知道我是邓先生的很崇拜，就安排我作为此次接待邓先生小组的负责人，全权安排邓先生来武汉的所有活动，使得我有了更多机会与先生接触。 一个星期之后，邓先生乘坐从北京到武昌的列车到达了武汉。 我也问候邓先生，之后我们便回到了定好的华中师范大学桂苑宾馆。也就是那天，我才得知，尽管看起来身体硬朗、步履矫健的邓老师，对居所的温度是很敏感的。武汉的十月，秋意渐浓，天气也变化无常，降温幅度很大，但武汉大多宾馆的中央空调都还没开，先生觉得有些难受。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我马上买了一件毛衣送给他，同时打车沿着东湖联系了多家宾馆，并亲自去看房。最后，终于在武汉大学旁边，找到了一家叫“丰颐”的宾馆，里面有一间温度比较适合的房间。我定好房间之后，请他去试试看，邓先生感觉很满意，决定住在这里。他到了房间的第一件事，就打电话给女儿嘟嘟，希望女儿在家听话，好好学习。原来，我心中的大师并非不食人间烟火，而是一位慈爱的父亲，看到这里，先生在我心中的形象顿时高大、丰满了许多。 在武汉期间，邓先生做了几场精彩的学术报告，吸引了历史学院、政法学院的很多青年学生参加，最让我难忘的应该是“学问与人生”和“政治学研究与当下的使命”那两场。我当时提了一个 “国家（社会）已非同质性” 的问题请教先生，邓先生说提的问题很深刻，并耐心给我解答了这个问题，这也是我第一次当面接受先生的教诲，使我受益匪浅。讲座非常成功。之后马敏校长宴请了邓先生，期间讨论了许多学界的话题。 那几天，我还陪同邓先生到武汉大学等地参观，他很满意的行程安排。邓先生回到上海后，发来了电邮，表示感谢，并让我将一篇学术论文寄给他过目，后来在他的鼓励下，我在《中国书评》2006年第一期发表了一篇文章，获得了学界的好评。2007年初博后出站，邓先生知道我决定离开厦门大学，留在华中师范大学任教，他很支持，在信中说：“华师徐勇那里很好”。我知道邓先生很忙，尤其是到了2008年就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之后就更加忙碌。我也只是过节时问候一下，平时的交往仅限于学术方面。当然，先生对学生、对后辈青年更多的是严格要求、是殷切期望。2008年，我开始陆陆续续开始承担一些基金项目。当时我承担的是集体林权制度改革后点的中国乡村治理研究工作，将中国林权制度改革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对比起来研究，发现它们在时空背景、产权分割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那时邓先生已经去了复旦大学担任高研院院长一职。我将这一研究心得告知先生时，他就第一时间通知我，要我关注工作坊的网站，并希望我能申报学术工作坊的研究课题。后来，我的努力得到了匿名评审专家的认可，申请到了研究课题。 有了这此的接触，邓先生真正把我当成了他的“入室弟子”了，对我的态度也不是一般的客套，而是有更多严厉的批评。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复旦高研院的沙龙上，讨论“威权体制与市场经济结合的问题”，我的思考是权力制度化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职务性权力变得十分重要，这是对提出“庇护—忠诚”关系理论的挑战，职务性权力制度化将缩短庇护-忠诚关系的周期和时间，一旦职务性权力中止，将接近于韦伯意义上的法理型权威来源，是一种制度性的积累，我们是否应该给予谨慎的喝彩？我将这个想法告知邓先生时，先生说，“要认真想，不要用简单的概念去思考，而是要深入追问这是为什么，而不是要匆忙下结论。”这一“批评”至今对我影响很深。 邓先生是一位可敬的师长，更是一位不遗余力的学术传播者。邓先生不仅多次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给我，还一直关心武汉地区青年学子们的发展。2010年，他又来武汉讲学，希望武汉的青年学者能够团结起来，多讨论、多沟通，形成联合体。我向先生提议可以成立一个“雄楚学堂”，并作为“正来学堂”在武汉的分支。先生听了非常高兴，当即决定可以提供启动经费，并表示到开班时，会亲赴武汉致辞祝贺。后来，到“雄楚学堂”成立时，邓先生真的来了，并致辞表达了他支持成立雄楚学堂的三个原因，即一是中国目前社会科学领域之间存在门户之见，阻碍了学者之间的交流；二是他希望青年学者要有追比圣贤之心；三是他希望通过此举打破学科之间的壁垒。时间已过去三年有余，邓先生的话至今萦留在武汉青年学者们的心头。 最后一次见到邓先生是在2012年10月20号，那天我到上海参加一个关于“比较政治学”的国际会议，和先生再次见面，但没想到却成了永别。当时我做了一场题为“公共政策执行的中国经验”的学术发言，邓先生做我的点评嘉宾，我当时诚惶诚恐，因为先生一向严格而挑刺。但那次邓先生对我的报告却给与了高度评价，说我关于“高位推动”的论述有很多开创性。同时，先生提示我可以将“人情”作为影响中国公共政策执行的变量因素，对我很有启发性。 在那次交流当中，我发现邓先生在学术场合的言语不多。以往是一个对学术极其严格的人，大到思维和论证方式、小到遣词造句，他都直言不讳地指出报告人存在的问题，而这一次，我感觉到先生的精神似不如从前了，也不怎么谈笑风生，只是感到他很忙，当天他多次走出会场与助手交谈工作事宜。 得知邓先生住院的消息，我一直都很难过。2005年他来华师讲学是我一直陪在他身边；2008年我作为第一批进入复旦高研院学术工作坊的五名学者之一；2010年他让我找了武汉地区高校的青年学子成立了“雄楚学堂”； “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与邓先生的接触使我受益匪浅。我这一代人都是在他的那几本书中成长起来的，而且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与他的努力分不开。 现在，先生离去了，我再也没有机会聆听大师的智慧之言了。记得2005年10月23号，我陪邓先生到东湖风景区的梅岭听涛边散步时，他望着远处波光粼粼的景色对我说了他喜欢的生活方式：“我喜欢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独自一人前往欣赏这美丽的景色，这种美好的事只能自得其乐。随意而行。” 邓先生当时谈得很有兴致，富有哲理，使我想起了“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所表达的“禅”的境界，感到自己真正是遇到了一位山林中的智者，聆听他谈论山间水边之事，相与留连。 安息吧，邓先生！ 作者：华中师范大学 贺东航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