噩耗传来后的这些日子里

——悼念恩师邓正来

知道恩师辞世的噩耗，是在1月24日的清晨。天空同往日一样地晴，而我却感到那天是异样地寒冷。从知道老师生病住院，到噩耗传来，仅仅隔了约莫一个月的时间，这突如其来的变故让人茫然无措。

匆匆忙忙安排好家中和手头的事务，便赶往复旦。天，灰沉沉的，泪，和在眼中，空气中，似乎也在滴着水……

在复旦的日子里，在光华与龙华之间，我和师门的兄弟姐妹们一起，手中忙碌着追悼会前前后后需要做的事，而脑子里却满是与先生相识相处的画面。这些画面，杂乱无序地在脑海里跳来闪去，却历历在目，恍若昨天，而贯穿始终的，是先生那着装纯朴却神采奕奕的身影，那张严肃的脸和充满关爱的眼神。尤其是在29号的长夜，在为先生守灵的那最后一个晚上，我静默对视着先生的遗像，历历往事一如黄河之水，澎湃汹涌而来，淹没了整个思绪。

认识先生，其实是非常偶尔的一次机会。只是喜爱读书，舞文弄墨，于是写有一些书评之类的小文，投递给了先生主办的《中国书评》，没曾想迅速地得到了先生的回信与指导，最终几经修改成刊。想来，那已是大约十年前的事儿了。而与先生的第一次见面，却是在2006年的5月16日，此前的一切往来，都是书信(最后一封信，定格在去年的11月29号，那是一封关于经济学的)。与先生的第二次见面，却是考取吉大、正式投身于门下并随师研习的日子了。这些日子里，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是第一次在名流花园见到先生时的促膝长谈，而我现在的座右铭“诚信待人、踏实做事”也是此次见面在告别之时先生所赠送的，其中的数字516，也正是斯月其日。而我没曾想，2013年的1月30号，竟定格为与先生此生最后的一面，面面相对却天地两隔。

很多外人，对先生的认识，很有“特征”但并不全面。先生表面霸气，而实质却很宽容，尤其是在学术立场与观点上则更是如此。很多人误读了这种表相，那还是因为不太了解先生甚至不太懂真正意义上的“学问”。有学无问非学问。先生的学术立场，其实是开放的，而真正的霸者本该是个唯我是尊论者，或不让别人讲话，如仙佛来凡尘布道，而先生不是。他是一个对话者。这才有了其认识论上的“关系性视角”、“互动图式”，才进而有了政治哲学上的“国家与市民社会”、自由主义以及在世界对话结构视野下的中国学术自主性，才有了社会建构思想上的“中国根据”、“中国理想图景”，最终落脚在他毕生未竞的学术抱负，即建构“中国学术传统”与探究“生存性智慧”。说到底，就是一句话，他明确了知识分子的根本任务与历史使命。知识分子不是意淫患者，我们的任务是生产知识并反思知识生产的路径，而不是把知识当真理，用不思的信仰取代自主性反思。我们的使命是不断追问并探索“中国人究竟应当生活在何种性质的社会秩序之中”，换言之，什么样的生活图景才是我们可欲的？由此看来，简单地把先生视为翻译家或批判者，是不全面的，虽然说得很有特征。

不要以为这些问题只是学术问题，或者说学术问题不重要。就以中国经济或经济改革为例，三十年改革开放所坚持的先富论、出口导向型、GDP中心主义改革路线，与今天所累积下来的这么多经济与社会难题(结构失衡、环境污染、资源耗竭、贫富差距、国富民贫等)，之间难道没有某种必然的因果关系？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今天的史无前例的困境？政治-精英主义的思想传统或学术病难道没有责任？经济强大背后的文化贫困与学术自主性缺失，难道不是重新定义“中国”所应当考虑的问题？

先生的学术活动或思维，确实充满了批判的精神，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哲学上的反思。这与马克思所倡导的“怀疑一切”并无矛盾，其实更与先生的知识观紧密相关。在他看来，知识不同于真理，真理是用来信仰的、不反思的，而知识是要生产的，是通过批判生产的。真理，是某种不思的承诺，而知识生产才是一种学问。在这方面，周国平教授的评价是最贴切的，“有真性情，做真学问”。这个“真”，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纯粹。先生确实是一个极其纯粹的人，为人一股侠气，一生讲义气，生活中有时甚至像个孩子，纯粹到让你不敢想像，他偷瞄你时的那个眼神和那一脸淡淡狡黠的笑，尤如清晨阳光下散落在荷叶上的露珠，清澈而光滑，没齿难忘。

在他看来，学术上的批判与私底下的交情无关，批判才是学术的真面目，才是真学问之必然，甚至讲过，批判是因为瞧得起你。这种看法，本来在西学中显然无错，因为批判才是真正的学术尊重与延承，且西学的发展史就是一部问题演进的历史，就是后人批判前人并踩在前人尸体上前进的历史，故黑格尔称其为“战场”。但在中国，这个讲究“面子”与“关系”的奇特社会里，结果把做学问与做人混同在了起来，牵强附会地以为学术批判就是不给作者“面子”，错以为是一种对作者研究成果的“彻底否定”。这往往使先生无意中“树敌”，其实，这对先生是不公平的，甚至他都没意识到这还是个“问题”，因为学术批判在他看来是完全正常的知识交流，与私底下的个人交情或往来是两码子事情。事实上，先生交往的朋友们，或者深入了解他的人，也都是很纯粹的，这些真正了解先生的人，不会视其为敌，而是以一种游戏的方式来暂时结束双方思想上暂无结果的交锋，那就是扳手腕或者摔跤，以一笑决胜负。

在陪伴先生的这最后时日里，我时常会想到一些怪异的问题，这些问题在心底里盘旋，有些却又不宜言表。中国的学术，究竟应当走什么样的道路；中国的知识分子，究竟应当秉承何种知识品格与学术操守；学术理想与学者处境的尴尬；体制内与外、五斗米与不折的脊梁；法治中国与政法传统；个人、国家与社会；个体生命的长度与生存的意义；类生命的价值与意义；历史的进程与个体的贡献……

先生走了，精神永在!

愿先生安息!!

弟子：王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