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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晓:社科一生——怀邓正来

发布时间: 2013-02-04   




社科人生

——怀邓正来

任 晓

 

邓正来辞世。得此消息,震惊和悲痛之情,难以言表。仅仅一个月前,他还以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身份主持了高研院举办的第五届未来世界论坛“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研讨会,各方朋友云集,我有幸与会,还获赠他的译著。这么突然地他就走了?

数月前,有一位他和我共同的朋友自美来沪,餐后边走边聊时,我问他近来在忙什么,他提到在翻译什么东西。我知道,他向来提倡翻译型研究,翻译于他即是一种研究,我没细问,只是要他注意休息,对他说“这是没底的…”。这之前有一次,我有点为他抽烟多而担心,问他“身体没问题吧?”他答说:“没问题”。突然间他就离去了,真是令人何其哀痛。

在当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发展史上,邓正来是有一席之地的。他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所作出的贡献,可以举出很多件。

80年代,长期封闭的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了解世界学术发展有一种饥渴,英文原著还很难寻觅,他与宋新宁等发起并组织翻译“国际政治学汉译名著”,功莫大焉,其中包括摩根索的代表作《国家间政治》等,那时我进入这一领域不久,获赠一册。这册书成为我后来研读摩根索并从事国际政治理论教学的案头书。

90年代初,他有一个大动作,就是发起并联络学术界的一帮朋友,创办了《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号出版于199211月,宗旨是“直面中国,以学术为本;求索发展,弘理性精神”。我有幸参与了这件事,并为之出力。刊物扉页的献辞为固定的四个字“为了中国”,他先后请一批学界前辈如费孝通、周一良、庞朴等为《季刊》题写。这四个字,表明了邓正来作为创办者的心迹,使人感觉一切尽在其中了。刊物办得很成功,影响迅速扩大。它办得认真,颇具厚重感。它的学术水准,为中国社科界立起了一道标杆。《季刊》还设立了书评栏目,提倡和开展严肃的学术评论以推进学术研究。不久后,又感到分量不足,因而考虑采取新的举措。

未几,在他的主持下,又于1994年创办了《季刊》的姊妹刊物《中国书评》,老邓所写的创刊辞,谓其唯一宗旨是“提升中国社会科学、确立学术评价体系、严格学术规范要求”,以中国社会科学的提升为目标,以批判或评介为具体手段。扉页上也有一句话,谓“确立学术自尊心”,是请定居香港的国学大师饶宗颐题写的,大约是他看到了太多的缺乏学术自尊心和敬畏心的缘故,有感而发。最值得称道的是,《中国书评》设立和开展“主题书评”,受到各方关注。通常是围绕某一本他选定的书,邀约数位学者从不同角度撰文,而且鼓励众人提出不同观点,以此来促进学术讨论。

所有这些,都是他处“体制之外”做成的。他长期属于“体制外”人士,独立学者,而敢作敢为,朋友多,能力强。但《季刊》后来因外力介入出现曲折。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暂停并沉寂后,《季刊》凤凰涅槃般地重现,是老邓到上海(他的出生地)工作之后,这就是他进入所谓的“体制内”。

2008年到复旦工作并出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是他生命后期的辉煌,也是复旦的成功之举。当时的复旦领导具远见卓识,趋而近之,并接受了他的建议,在复旦建立一所高研院。这一新设的学术机构,为他提供了一个发挥才干的良好平台。短短五年间,他主持的高研院举措不断,声誉鹊起,如设立了“世界社会科学高级讲坛”、“中国深度研究高级讲坛”、“通业青年讲坛”、“双周学术午餐会”等等。他还曾经计划把国际社会理事会(ISSC)数年才开一次的品牌会议“世界社会科学大会”拉到复旦举行并获校方支持,但终因涉及到更大范围的复杂原因而未能如愿。《中国社会科学辑刊》这时已成为高研院的院刊,此前一共出了24期,复刊号为第25期,出版时间为200812月。为显示延续性,复刊号列出了此前各期的总目,也延续了原先成功确立的风格、定位和学术水准。邓正来所撰的复刊词谓:“我们正处于全球化向纵深推进的时代。在这一时代,中国社会科学应从引进、复制、国际接轨的阶段迈向一个全新的阶段,即走向世界,并与世界进行实质性的思想对话和学术交流的阶段”。他还主张,要以我们别具一格的理论创见去解释中国既有的发展经验。

最令我激赏和赞成的是他的“无学科”主张。多年来,社会科学学科分界日深,以致学问越做越细,也越做越小,难出大思想,大学问。老邓提出“无学科”的研究,切中肯棨,我深以为然。这学科分界,正是高研院试图打破的,也是世界各地的高等研究院之共同鹄的。老邓也反对学术上的“血统论”,比如过分重视一个人毕业于何校,导师是谁等等,他对此非常不以为然。他为高研院的会议场所起名为“通业大讲堂”,一个“通”字,很能反映他的主张和追求。想起过去数年间,我也曾屡次到这个讲堂,既听也讲,颇获教益。在这里,能听到从事各种不同专业的、具有不同学术专攻的人们发表见解,相互切磋,启迪思维,诚所谓大学之美是也。几年间,它像一块磁铁一样,吸引众多的学者和学子来到这里,从学术探讨中获益。

老邓自己是学外语和法学出身,并无博士学位,然而却是公认的法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其贡献和影响为学界所认可,一大原因正在于他的“越界”或“跨界”,由此产生了思想,建立了学术事业。这一学术事业,相信将得到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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