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汉邓正来

孙笑侠

清晨收到短信，震惊了——邓正来教授于今晨不幸离世！这真是难以置信。20天前还在病床上谈笑风生，24天前还约上海朋友一起过元旦，25天前还在主持高研院第五届年会，26天前还在光华楼办公室兼书房看书写作，27天前还相约到新居为我暧房……生龙活虎的一个人就这么没了。一个有率真、有才华、有激情、有爱心、有贡献的人，居然这么快离开我们，想到我和他这十余年的友情交往和三年来的同校共事，心在纠痛！

回想起来，1987年由邓正来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让无数中国法律学人记住了博登海默，让这位原作者在中国的知名度远超他在美国的知名度，也让一代年青的法律学者在读这部译作的过程中成长了起来。当时我们在为数极少的法律译著中知道了“邓正来”这个印在纸上的抽象名字。学界的江湖上常有朋友戏言说老邓是西政校友的传说，这话不假。位于重庆的西南政法大学，素有“中国法律的黄埔军校”的美誉，它在当年就拥有极强的法律师资和文化底蕴，滋养着校内和校外的无数学子。后来经邓正来本人证实，他在川外读本科时，大多时间确实是在西政课堂里听课。他今天在法学上的成就和影响，就是在西政埋下的种子。这种知识结构在今天被称作“国际化” 和“复合型”，不知道邓正来是当年就已经有这样的自觉意识，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促使他把外语和法律结合得这么好？

90年代以来，就不断阅读到他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以及他翻译的哈耶克作品。他也正是在这些刊物上开创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的重要话题。再后来大约是十多年前的第一次见面。那是在中国政法大学举办的“美国法律文库”组织翻译的座谈会后，在校长徐显明、社长李传敢同桌吃饭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闻名已久的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邓正来。递过来的名片上没有任何头衔，他没有单位，没有高职称，没有高学历，当然他的大名也确实不需要任何头衔。当时他已经是四十五六了，却带着那么一个扎两根漂亮小辫子的尚未上学的女儿，大手拉小手。朋友告诉我，他在北京期间没有正常收入，生活困难可想而知，直到很晚才结婚。你看他望着女儿的表情，是那么的温柔，甜蜜，硬汉的脸上洋溢着幸福感。

后来他受我邀请作客浙大法学院，给学生作了讲座。在闲聊中，我听他说了自己在北京当“学术个体户”的一些故事细节，知道了他曾经在北京地下吃面包、啃名著、睡地铁的经历，对他的艰难经历和吃苦精神钦佩不已。后来在北京杭州上海等地无数次学术会议上相聚相知。再后来就是两年前，他知道我与复旦的缘分，极力鼓动我并推荐我来复旦工作。在来复旦工作后的两年里，常在一起开会、聊天、饮茶、吃饭。他是一位对生活不重视也极不在行的人，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生活自理能力很差”，我偶尔去食堂吃饭每回都能够遇到他。匆匆忙忙吃完饭就往办公室跑，他是办公室和食堂“两点一线”。在工作忙碌的时候，办公室实际上是兼他的卧室。他长年都是这样的生活习惯和规律，在吉林大学任教时期，他也是这样工作的。被复旦引进之后，担任高研院院长，推出了多个学术项目和平台，背后要做多少工作，常人难以想像。令人难忘的是海内外社会科学界的大腕不断莅临高研院。我们只知道高研院每周都排满了学术活动，学术海报一张接一张，通知电邮一个接一个，讲座研讨一场接一场，高研院风生水起，因此复旦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也有声有势。这样有号召力的学术活动组织者，恐怕难以找出第二位。难怪吉林大学张文显教授在得知他的逝世噩耗时，感慨万千，脱口而出地对我说“正来是累死的”，没错，他的确是学术工作超负荷了。其实，熟悉他的人都知道，他是怕辜负学校和领导对他的期望，他想证明自己的价值，他想用思想去穿透永远无法穿透的中国式问题。

2012年12月22日-23日是复旦高研院第五届年会“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学术论坛，除了高研院的书面邀请函之外，邓正来院长一周前特地来电邀请我参加，我说我那时在重庆开会，他说那你就从重庆赶回来参加下午的最后一场会议，我答应他了，并且提前把我的发言稿寄给高研院。23日中午到达浦东机场，想直接去他的年会会场。于是给他发了短信说我已在机场赶回的路上，不久收到他短信，说“笑侠，大会在中午提前结束，你回来后可直接回家休息，哈哈哈”。我当时没有往别的方面想，就匆匆回家了。其实我知道他胃病很严重，最近一段时间来已经胃出血痛了几天了。后来才知道，就在接下来的那天下午，他因实在熬不住胃痛去作体检，说是胃溃疡。其实我们今天再看他在年会上的照片，可以发现他已经瘦了一圈了。到28日下午听他的助手孙国东说，邓老师被检查出胃癌，一下子被震惊了，立即通话，却没人接听。傍晚时分终于接通他的电话，他说正和夫人在机场，说是去北京再检查一下身体。次日也就是29日通话时，他说已经住进了复旦肿瘤医院。当日下午我去看他了，此时他已经明知患的是什么病，却居然像个正常人一样地谈笑风生，还说，我对生死已经看得很淡，我已经死过一回了（指自己前几年的喉癌）。再接下来，他于12月31日开通了微博，他说开微博一是为了向关心我的亲朋好友通报病情消息，“近些年，由于工作忙、思想忙、生活方式糟糕，我于上周在上海医院确诊胃癌晚期部分转移，正住院治疗。因此，原本承诺的2013年上半年的写作、翻译、讲座和会议的任务都不能完成了，在此表示歉意。但我生性开朗，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希望朋友们不要过于担心，我一定会更加坦然更加认真地面对这次生命的大考”。“二是我想通过这个平台，把我新的体会，以及西医治疗、中医调整我身体的过程中一些非常具体的心得经验和资料与大家分离”。后来又陆续发了微博“住院这些天来，得到了各方好友亲朋的关爱和实质性的帮助。我在困境之中依旧能够享有到如此浓浓的爱意，这一定是一副至少和大夫们开的药剂一样好的药。微博今天刚开就有这么多人关心和支持，我现在用一颗诚挚的感恩之心向你们道一声：谢谢！”。

12月31日，已经住院多天的他挂念朋友们，也算是答谢朋友们，请一位朋友发起，邀请十多位上海学界朋友一起于元旦中午一起聚聚。其实他已经非常虚弱了，可还是想着朋友们。元旦中午，他带着女儿真的来了，用很微弱的声音坐下来和大家说话。其实他已经好几天不能吃饭，靠挂瓶维持营养。医生已经劝他不能出医院的门，甚至少说话。他硬撑着跑出来要见见学界朋友，说，医生说我不能吃饭喝水，来这儿只是想借元旦新年喜气见见你们，哈哈。十分钟左右的开席谈话，说了他的严重病情，讲了他对生死的淡然态度。虽然声音低微，但仍然是那么坚定，那么有力量，希望大家不要为他担心，举起茶杯向大家表示感谢，却无法喝水。在大家劝导下，没吃一口饭菜，就回医院了。

在学术圈内，邓正来被称为“最有故事的学界大腕”。这个说法大致包涵两层意思：一是他的特殊经历，二是他的学术影响。徐显明今天在电话里评价说，邓正来不仅是一个人，还是一个现象，是中国学术的一种很值得研究的独特现象。确实，一个在体制外成长、在体制内成就的学者，充满着故事，反射出时代的特点，也透出某种内在规律，这位学者本身所折射的现象就值得我们好好去研究。在我的印象里，这位硬汉的“故事”里面还有四个“对极”表现。

一是他一身中式的装束和翻译英文名著的对极表现；喜欢穿对襟的中式棉布唐装的他却抽着西式烟斗。对襟衫、黑布鞋、小平头，不认识的人绝不会把他和翻译外国名著联系在一起。他热爱书法和气功，用心抄写金刚经十余年，练定了内心，成就了学术，所以能够平静坦然面对生活困苦与生死命运。二是他译介并研究哈耶克等西方思想，却始终强调中国问题意识和学术自主性，这是他的第二个对极表现。他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正是基于这种学术自主性的发问。三是他对学术的苛刻和对年轻人的爱心；大家知道他的书面语言总是复杂的长句子，用词讲究而严谨，然而口头语言却极为直接而简短，甚至会让人惧怕他学术批评的严酷。但在他行为表现上，却对学生、对青年学人给予满腔热忱的帮助、扶持和爱护。从北京读书会、吉大读书会、“正来学堂”，到复旦高研院的“通业青年”“关键词项目”，无不体现了这位腕级学者对年轻人的爱心和责任感。四是他硬汉的外表与柔软的内心的对极表现。说他是硬汉不光是外表，还有他的处理人际关系的简单明了磊落的方式，不搞阴谋算计，最复杂的事用最简单的方式处理，一切只围绕学术是非，体现了他的智慧。最有感染力的是他的真性情，这是与生俱来的。他有孩子般可爱的率真，敢爱敢恨，情感细腻，文采动人。周国平在一次私人聚会上评价邓正来的私人书信时，连连称道，自叹不如。他的内心和外表的高调反差又和谐统一，堪比史上的硬汉诗人。他在数十年里悟得生命与学术的意义，生性乐观豁达，对朋友浑身洋溢着春天般的温暖和能量。在学界酸气的印衬下，他身上洒脱、豪迈、超凡的霸气也显得那样的独特而珍贵。

这种对极表现恰恰是邓正来充满矛盾的思想维度的张力和性情格调的魅力。这位有性格的最有故事的学界大腕，以这种对极表现，为他学术生命平添了独一无二的戏剧性。

正来兄，我们怀念你！

孙笑侠于1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