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之忧矣，曷维其已

——写在永别邓正来先生的日子

童之伟

 

今天是2013年1月30日。上午10点，到龙华殡仪馆向正来兄做最后的告别。好像来了几百人，主要是正来兄的亲人、朋友、同事，还有一些官员。无数的挽联、花圈、白色或淡黄色的鲜花。正来兄安卧在鲜花丛中，神态比平日憔悴，花白的头发也比平时稍长一些。哀乐低徊，使忧伤者的心更加忧伤。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献花，向正来兄的亲人们表达慰问——能做的事情似乎只有这些。

固然，“万事无不尽”，人固有一死，但老邓走时年仅56岁，实在太早了一些。他有太多事情要做，也有太多才智没能贡献给社会。

人们常说，50岁以后就很难再交新朋友，而老邓就是我50岁之后才交的极少数新朋友之一，也是我在上海为数不多的朋友之一。老邓的离去，令我深感忧伤、孤单和无助。

我在20年前即已认识老邓，那是在武汉大学的一个学术晚餐会上。遥想当年，老邓虽然比我年轻，自称学术个体户，但却只愿同名教授把酒论道，说话气吞河岳，将我这样讲师衔的大学普通教师，着实没看在眼里。此后我们自然不会有任何联系。但山不转水转，想不到在十好几年后我们会先后来到上海，并且一见如故，彼此视为知己。从此老邓与我们这些都与复旦有渊源的一拨学人，就经常把酒临风，纵谈学问和天下大事小事。其间说事最积极者，恐怕要数老邓。

我钦佩老邓在中国当代这样的镀金时代，能从年轻时起就醉心学术。在中国知识分子能从事的行业中，搞学术是最苦的，老邓研究能力、沟通协调能力和组织管理能力都很强。他不屑于在官场摸爬，做官能否有前途不好说，但他若经商或办实业，我看几乎肯定能赚大钱。过去我一直倾向于认为，中国人只有那些年轻时无能力挣钱、无门路做官者，才会端人文社会科学这个饭碗。看来这个认识不全面。老邓从20-30岁起，就醉心于学问，一生心无旁骛，实属罕见。相对而言，我年轻时选择做学术，基本上是因为别无其它路走。

老邓的学术人生以翻译起家，在这个领域，他对法学和政治学贡献很大。翻译法学、政治学著作在中国具有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上世纪80、90年代。原因在于，中国政治学、法学的进步，端赖向西方政治学、法学学习，而那时中国学者外文阅读能力普遍较差，外文书籍也缺乏，相关专业的师生主要只能透过翻译的书籍来学习。中国社会科学的进步同西方社会科学的关系，与中国自然科学发展同西方自然科学的关系，从根本上说是一样的。离开欧美，中国的政治和法律制度只能长期在黑暗中摸索，很难有真正的进步。我知道很多人反感这个看法，但我不敢违反实事求是的精神讲假话。

我得承认，原以为老邓翻译的作品我都读过，最近查了一些他的翻译作品清单，发现他翻译的作品比我原来知道的数量多。

老邓的研究活动，涉及的都是宏大理论，对他的那些作品，我阅读得不多，肯定把握得也不准。不过，在我印象中，他的研究活动是与翻译活动密切结合的，这点决定了他较早研究的是西方的东西。他最先是致力于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的研究，后来集中研究西方现代政治哲学，尤其是哈耶克的新自由主义政治哲学，这种政治哲学强调维护个人的自主性，维护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

到了21世纪，老邓的研究似乎转向了全球化与学术自主性问题，其基本主张是立足中国，但把中国放在全球格局中来看待。他抱负很伟大，要推动全球化时代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超越西方话语霸权，要在世界范围内为中国社科研究夺取话语权。但是，学术研究毕竟是个人化的活动，没有也不可能有一个统一行动的中国社科界。因此，老邓的学术自主性和超越西方霸权，主要只能表现为请一些欧美日顶尖学者来中国开研讨会。因为专业隔阂和语言障碍等原因，中外学者在会上还是只能各说各的话。当然，中外学者深层的沟通肯定有，但那只能由不同个人在会下自主进行。

有人说，看老邓的书不知道他持何种价值观。我看，这不是问题。在我看来，他在价值观上可谓一个自由主义者，只不过由于他生活在中国特定的环境下，往往没有明说、或表达方式带有中国特点而已。他花那样大力气翻译、研究哈耶克，显然不是因为要批判和否定哈耶克，而是因为推崇进而要介绍哈耶克的思想。另外，一个学者的价值观不仅反映在其论著中，而是更多更直观地反映在自己的生命历程和日常言行中。以我对老邓著作、人生和言行的了解，老邓其实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他的价值观甚至可能超越了古典自由主义，属于新自由主义范畴。希望老邓的研究者和朋友不把我这个论断看成对老邓的贬低。

我还不只一次听人议论，说老邓搞的东西太宏大，不贴近中国实际，不知其对中国、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有什么意义。确实，老邓有时说话好像是要超越中国或任何一个具体国家，要做世界学者，像历史上的世界公民一样。其实不是这样，他对自己的国家有极深切的现实关怀。学问是为了解决问题而存在的，老邓的学问都是为了解决中国政治法律生活和学术研究中的问题而形成和发展的。这一点，孤立地看不明显，综合地看脉络很清晰。当然，他是学者和理论家，解决中国的问题有其特定的思路和方法，不同于一般的匠人式法律学者或一些国家机关官员。

在学风方面，我十分赞赏老邓两句话。其中一句话是“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学问”。这里的学问指的是真学问，即能实事求是解释世界和帮助人们提高生活品质的知识或理论，绝非写出书来就算学问，发表了论文就算学问。他的另一句话是强调学者“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从“不依赖一方”解说独立人格好理解，从“不与他对抗”角度解说独立人格有些不好理解。我想，通俗一点讲，“不与他对抗”，不是要求指别人扭曲你的人格你也不抵抗，而是说不能“逢x必反”，“逢x必反”看起来是不依赖一方，但实际上依赖着其对立面，属失去独立人格的一种非典型表现。当然，谈人格不同于谈政党政治，它们两者不适用同样的原理。

老邓是敬业和忠于学术事业的典范。他每年至少组织两次大型学术会议，参与者都是国内外有影响甚至最有影响的学者，邀请和组织这样的学术会议的工作量很大。我估计，大多数人都得他亲自写信联系，因为现在邀人开会非常不容易。

见微知著，我从老邓处理一些事情的细节中可悟出办这样的会议有多费力。以2012年两次会议为例，我查了电讯往来，它们记录了老邓的较典型做法。一次是这年3月24-25日的“沪上、沪外著名学者评议上海学术”年度学术论坛，他们高研院发了通知，我因更早确定的宪法学会议不能出席他的会议，实话实说了。老邓马上回电，称兄道弟之后是批评，说“这样不妥呀！我老邓最主要地就是听你的发言并发表3000字到4000字的评议，你必须来。如果实在不行，你也必须交一份3-4千字的评议文章，上海的法学应该更好地发展。”我说我去武汉开会包括回家看老母，春节去日本欠了账，必须回。老邓又来电：“那我就理解了，孝是最紧要的。但是老邓的文章不能推了，这是我最期盼的。拜托。请在会议前发给我，我算你参加。”没办法，我只好找助手帮忙，一起赶写。这年他主办的另一次重要会议是12月22-23日的“政治改革与经济改革协调发展”年度学术论坛。这次会议，高研院邀请之后，老邓的“命令”就到了：“这次我邀请你来参加我的会议，在更大的场合讲你的观点，必须来！尽快回复，我好安排重要时间让你讲。”

老邓召开开的会参加者至少大几十人，有时上百人，每人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在同一时间把那么多人都找来，得有多大面子，他得费多少事、费多少时间！更何况，他一年还得写那么多文章！人吃不消啊。

现在想起2012年12月22晚餐时老邓和我的对话，心里就很难过。那天他端着一小杯茅台走到我跟前说：“之伟兄，感谢你支持这次会议，我们把这杯干了吧！”当时旁边没人，我看他脸色不好，就说我身体不是特别好，白酒不行了。老邓答：“我胃已经出血了，我还在陪朋友们喝。”我说千万不要再喝了，胃出血与喝白酒关系很大。应该去医院看看。”老邓说：“主要是太累。”好在这一杯酒我们最后只是在嘴唇上沾了沾，都没喝。

然后老邓又说，当晚想和我聊聊。我们约好时间在他房间见面喝茶，谈了约半小时，主要涉及到上海后工作和人际关系上的一些事。我至今不知他老兄谈这些内容之用意。后来清华大学张小劲教授来了，老邓还在为我的工作环境操心，帮我规划将来的发展。今天，在老邓追悼仪式上我又见到了小劲教授，我们说到那晚与老邓此生最后的聚谈，感慨无限，相对唏嘘不已。

令我特别感动的是，2011年由于我的言论触及了薄、王痛处，老邓担心我人身自由处在危险中，多次提到为我“压惊”。记得2012年新年过后不久，在薄、王败局初现之时，我出席复旦大学诸教授举办的神仙晚餐会。我那天迟到，刚进门，老邓就率先站起来，与众朋友一起举杯为我“压惊”，恭贺我“安全了”！此前老邓与我一样，一直对重庆当权者的无法无天耿耿于怀，记得某人“踹断他爹三根肋骨”的故事，就是2009年他最先在神仙晚餐会上讲出来的。老邓一直深信我处在危险中，只因为怕我压力太大没有直说。患难之交啊！

老邓是一个临死还为别人着想的人。2013年元旦，我们最后一次聚会，目的是为他加油。他特别说到，胃癌太可怕了，不知不觉就可以走到晚期，他说希望有机会呼吁所有人都注意这个事，到了一定年龄一定要去做胃镜。他还说，要告诉大家无痛胃镜一点也不疼。那天我们10多人有一最后的合影，我坐在他边上，紧紧抓着他的手，好像抓住手就能抓住他生命一样。又还想起1月5日，我说要去医院看他，他让助手孙国东博士对我说，最好8日下午4点去，他希望我与周国平教授一起与他见面，他好介绍我们认识。

1月8日下午4点半左右，我和老邓见了面，一起见的有他夫人和女儿。我是与社会复旦大学社会学系三位教授一起见的，周教授头一天来看过他了。那天老邓已经很虚弱了，讲话没有力气，按规定我们只能在那里呆几分钟。临别时我再次握住他已然无力的手，说过几天再来看他。他衰弱极了，但还怕我花钱，有气无力地要我再不要拿鲜花来。没想到这是我与他生前最后一次见面。

1月24日清晨7点20分，当老邓已于30分钟前离世的噩耗传来时，我惊慌和发呆了好几分钟。

老邓之所以走得这样早，最重要原因之一是他把事业看得太重，为这工作那工作拖延了上医院的时间。记得某次我上某家为特殊阶层服务的医院时获知，那里去世的人平均年龄88岁。别的不说，这一点知识阶层的人们一定要向那个阶层的人们学习。我常想，知识分子没必要把学问看得那么重，大家累死累活，“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我们皓首穷经、蜡烛成灰、春蚕到死，到底于民主、法治、人权、宪政和改革能不能有一点助益？！我对此常有怀疑。

写完这句话，想想老邓，禁不住掩面涕泣。

祈愿正来兄在天之灵安息。

 

（2013年1月30日23时初稿，凌晨零点35分校对修订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