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左翼如何哀悼邓先生

蓝江

　　2013年1月24日，或许这一天是告别的一天。上午就获悉邓先生离去的消息，下午又获知北大的九十高龄的黄枏森教授也离去了。黄先生离去属于另一个圈子的大事。对于邓先生，我的感触是特殊的。之前我在上海停留了一个星期，从吴冠军兄那里得知邓先生患上胃癌，就打算与冠军兄一道去探望邓先生，但邓先生的身体着实虚弱，不便外人探访，于是未能成行。但我刚刚到武汉，就听得先生西去之噩耗，顿时伤感不已。

　　的确，我很想用点什么来怀念邓先生。邓先生对于我们这一代人的影响难以言表，或许这种影响只有在若干年后，我们才能有一个相对准备的评价。对于邓先生离去，想说的东西实在太多太多。是日夤夜，冠军兄将用一日之心血写就悼念邓先生的文章发给我看，冠军兄论对邓先生的情感，以及其才情和文笔，皆远胜于我之上。本来我想借冠军兄之悼文，来一同表达我对邓先生的哀思，但两个事情促使我改变了想法，还是用自己的拙钝之笔墨，来表达一下我自己的看法。其一是洪范九畴兄的力邀，让我也加入到讨论之中，主要是评价邓先生之贡献。另外是，翌日沪上《东方早报》，刊载了一批学者悼念邓先生的作品，当然多为那些被人贴上自由派标签一系的学者。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左派的声音呢？或者说中国当今的左派是否应该悼念邓先生？

　　不过，我当时进入到邓先生的通业论坛，也是打着左派的旗号进入的，这也足见邓先生之宽容。我在邓先生那里讲座的题目就是“拉康化左翼政治思想”，尽管感觉自己没有讲好，但是邓先生还是以很宽容话语对我的演讲内容给予了肯定。当然，在今天的中国语境中，左派一词，语义内涵太过复杂，林林总总各色声称中国左派的人士，既有在高等学府中知识分子，也有民间草根人士。这些人许多被贴上了“五毛”的标签，而另一些则大搞复兴红色的运动。说句实话，作为一个左派，至少在知识界是狼藉的。那么，面对邓先生，我首先要解释的是，我自己的所谓的左派立场是什么？之前，我曾与韩晗兄有过一个对话，我谈到了左翼的基本立场是，一定要从底层的立场出发，并为底层发言和说话。当然，韩晗兄对我的这一观点给予了批评，但是，迄今为止，我仍然是以这个标准来看待左右之分的。这样决定了这种左右之分与当今中国时下的左右之分的标准不是一致的。在一些宣称自己是“新左派”的人，他们的着眼点是中国的现代性或者中国模式，关注的是在西方普世化的价值与政治之外，是否还存在另一种可能性，即以中国的特殊性为基础建构出一种不同于西方的现代性或者政治制度。在我看来，这种所谓的“左派”实质上不过是“文化保守主义”或者“政治保守主义”的变型，在西方政治分野中，这个恰恰是右派或者文化保守派的立场。当然，我们更不能从为当局和执政党辩护的角度来划分左右。因此，在今天中国以“左派”粉墨登场的人物，大多是“伪左”，打着“左”的旗号，行保守主义或精英主义之实。

　　左与右之分本身就与阶级之分，贵贱之分有关。这个与大革命时期的巴黎有关，当时的左派，多居于塞纳河左岸，为那里的穷人和第三等级仗义执言，对抗右岸的皇室、贵族、大金融家、大投机商等等。在这一点上，欧洲左派的立场从未真正动摇过，即便在今日，法国的左翼，如巴迪欧、朗西埃等人，仍然强调从底层的无证劳工、被忽视的非派别的派别（朗西埃语）出发，来挑战现行的国家体制。那么，实质上，欧洲左翼主张的正是这些底层人物的基本权利，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嫌民主不好，而是嫌今天的西欧体制还不够民主。

　　因此，真正从底层立场出发的左翼，一定是支持邓老师的事业的。这几日来，对于邓老师的成果和现实关怀介绍的人已经颇多了，但是，介绍和悼念邓老师的文字，在我个人看来，仅仅从宪政、从法制、从自由的政治哲学、从哈耶克的译介上来评价，的确低估了邓老师的影响，我们需要从更宏观的局面上来看待邓老师在生前所做的事业。这就是，邓老师不仅将一种政治思想或者自由的观念带入到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更重要的是他身体力行，通过办杂志、办论坛、办会议、建立冠军兄所言之“三灯会”，实质上在创立一个真正属于中国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在这种公共空间中，可以让各种立场迥异的人士表达自己的观点，在这里进行争论。当然，邓老师的事业不局限于此，因为，我们看到，在今天的中国，尽管还遭受到各种束缚，但是，一种公共政治空间的概念正在成形，在一个公共政治空间的舞台上表述不同的观点，让各种学派、立场在这个空间中角力，正在日益兴盛。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的知识分子已经习惯于用论辩与言辞，而不是用权威或者杀威棒来对待对手，不同的言论之间有了一个扩展对话，甚至是针锋相对的空间。而这个正是邓老师所倡导的市民社会下的公共空间的政治的一种体现。

　　那么，这个公共空间，对于左派来说，意义亦十分重大。换句话说，左右之争，不是彼此面对面的挥舞刀枪的屠戮，而更多的是言辞之争。然而，言辞之争与说理论辩，需要一个合理的舞台，一个公正的舞台，而邓先生的市民社会之论以及公共空间之论都是创造这个舞台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舞台，那么左右之争便会成为一种暴力滥觞的温床，最终走向的是社会的分裂与糜烂。当然，如果从更大的层面来说，这个舞台的根本保障就是一种以宪政体制为基础的制度体系，很简单，宪政制定了左右之争的游戏规则，至于观点如何极端，只要不冲及游戏规则，都是合法的，而各派系的话语权，也正是在这样的游戏规则下运作的，事实上，作为激进左翼的拉克劳和墨菲也是支持在一定规则体系下的左翼斗争，在墨菲的《论政治》一书中，谈到的以争胜（agonism）逻辑取代原先的斗争（antagonism）的逻辑，其意义也在此。在墨菲看来，在合理的框架下，多方争执的面红脖子粗都不是太大问题，因为政治就是有对立，有斗争的，但是得把斗争的规则限定在一个基本框架下，制定争辩的基本规则，只要这个规则不违背公平正义的原则，就不用针对它。事实上，墨菲说的很明白，左右再怎么对立，也是一种现代政治体制下的对立，即遵守由市民社会理论奠定的现代宪政框架下的公共空间的游戏规则。而这些内容与邓老师的努力息息相关。因此，在当下的中国，真正意义上从底层角度出发的左派与自由派追求的东西并无太大差别，他们的立场都是要寻求一种真正对话的空间，然而，这个空间的存在是需要一些基本条件作为保障的，而这些条件，中国尚不完全具备。

　　这样，我们可以这样来审视邓先生的事业，即对于当今中国而言，需要并不是凭空去在政策和方向上追寻某一特定的话语和立场，而是将任何出场的立场和话语都在一个空间中加以考量，让其在这个空间中进行争论，在反复的争辩和斟酌中，让观点和话语成熟。而这需要中国社会具有一些基本权利和基本观念，让中国社会成为一个相对成熟的市民社会。对于左派来说，这些东西也是需要的。左派参与到公共对话的空间中，也是在一个设定的有序的对话空间中来进行的，尽管左派参与对话未必是要与其他立场，尤其是右派立场达成妥协，甚至是媾和（拉克劳和墨菲是坚决反对这种媾和的），但是左派一定需要在尊重规则的基础上来表达自己。即便是更为激进的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等人，他们也谈到基本框架的不合理，而需要用更平等和更合理的框架来取代现行的代议制宪政框架（他们认为这种框架还不够真正的平等和民主）。

　　邓先生的志业未竞，而离我们仙游。我们对邓先生的哀思决不能换做是对这种志业的离弃，相反，在尊重公共空间和自由精神的前提下，无论是左派还是其他派别，都应该继续弘扬邓先生之大旗，将一种合理的公共空间的对话与讨论的理想进行下去！

　　邓先生已逝，不，邓先生犹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