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寂寞的欢愉

谢志浩

 

2013年1月24日，正准备把《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讲座提纲上传到博客，收到一位学友的短信：谢老师您好，我从网上刚看到消息，邓正来教授走了。错愕之下，只回复四个字：巨星陨落。

晚八点，日知社广播讲座，准时开始。笔者，禁不住悲从中来，语调异常凝重，首先向听友表达了哀悼之情。人生无常，冥冥之中自有天命。回眸百年中国法学图景的关口，《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作者邓正来先生，驾鹤西游，讲座中重点讲述的百年中国法学地图中第五代学人的巨擘——邓正来先生，顿时成为背影，融入静水深流，令人情何以堪！

 

（一）连根拔起

 

1913年6月9日，中国法治近代化的先驱——沈家本先生逝世。回首已是百年身。百年中国法学，到底是怎么走过来的？如今处于什么状态？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中国法学的昨天、今天和明天，究竟是如何贯通的？

百年中国法政图景，建构在晚晴、民国和新中国三个大的历史关节之上。回顾所来径。百年中国，六代法政人，薪火相传。沈家本、伍廷芳、梁启超、严复，第一代，筚路蓝缕之功；第二代王宠惠、周鲠生、王世杰、萧公权、钱端升，发凡起例；第三代周枏、瞿同祖、龚祥瑞、韩德培、王铁崖，承前启后；第四代，高铭暄、许崇德、江平、郭道晖、李步云，沉郁顿挫；第五代，朱苏力、邓正来、梁治平、贺卫方、许章润，浴火重生；应星、赵晓力、俞江、谌洪果、陈柏峰，作为第六代的佼佼者，任重而道远。

也许，只有胸怀百年中国法学图景，才能看清我们今天所处的状态，才会进一步体认邓正来先生的遽然离世，给我们带来的巨大空白。

在不同的场合，笔者都强调，对第四代学者，尤其要抱有一种同情的理解，因为这代学者所遇到的情形，是法律虚无主义。第四代学者，大体上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的历史格局中，不妨称之为“九一八”的一代。知识建构或者人生形塑的关键，第四代遭遇了史无前例的“无法无天”时代。1979年进入新时期，老辈凋谢，第四代，因缘聚会，机缘巧合，成为“博导”，迁延至今，门生故旧，遍布宇内，俨然“泰斗”和“宗师”。

法政大业，在1949至1979年的三十年中，遭受了不应有的挫折，从大历史的视角，显然，在反法治的路径上，渐行渐远。第四代法政人，体现着“沉郁顿挫”的整体格调。所以，第四代法政人，作为一个整体，无论是法学素养还是独立人格，呈现出不可克服的“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

极权社会，没有道德完善之人。而第四代法政人，从二十岁到五十岁，整天过着残酷的政治生活。对他们而言，政治是内容，而法律不过是形式而已。很长时间内，主事者连这个形式都不要了。影响所及，直到现在，还在通过“批示”治国。

可以想见，这种政治生活，给中国整整一代法政人所带来的伤害。从另外一个角度说，第四代法学家也是这个社会中，斯德哥尔摩综合症的重症患者，因为，第一代法学家固化的政法思维和刀把子的心态，与体制之间，有着难以思议的共生关系。

2006年，刘仁文先生在《法学家为什么没有忏悔》一文中，直言无讳地指出：“说实话，我有一个感觉，跟其他一些比较成熟的学科相比，中国的法学在许多方面还处于幼稚阶段，包括学术规范、学术环境和学术气氛。在法学界，似乎有这样一条潜规则：自己不去讲过去的不光彩，也忌讳别人去点这样的痛处，哪怕完全是从正常的学术探讨角度。”

1957年，令人难忘的夏季，费孝通和钱端升，受到异常猛烈的狂轰滥炸，何以至此？，时过境迁，很多人未必回过味儿来，或者，揣着明白装糊涂。费孝通和钱端升，两位出色的社会学家和法学家，承受着时代的炮火，无疑，具有强烈的象征色彩。

历史进入到新时期，中国第五代法律人，是恢复法学尊严的一代。这一代，如果面对的是“废墟”，至少还可以发思古之幽情。但是，令人遗憾的是，第四代法政人，是必须面对的老师，他们继受的是怪异的“法学传统”。

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怪异的反法治的“法学传统”，直到今日，不仅没有退出历史舞台，而且通过课题、基金、项目、教材，占据着最好的位置。大陆法学界这种劣币驱逐良币的现实，预示着法治建设的艰难，同时，令人对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充满着不安和忧思。

笔者以为，这才是中国法学教育最大的危机。现实和理想，理论和实践，都是割裂的。法政人，也许是中国最不具有共识的群体，单就第四代法律人而言，江平、郭道晖、张思之与高铭暄、许崇德、何秉松，就具有迥然不同的法治愿景。

邓正来，在第五代法律人里面，与梁治平、朱苏力、季卫东、贺卫方、许章润相较，有趣的地方，在于本科阶段，并没有受到法学的科班训练，这一特点，使得邓正来旁逸斜出，在多个学科间，优游涵泳；但，也让邓正来饱受指摘，“不够专业”。

其实，邓正来在四川外国语学院，对外语乐而忘返的时节，西南政法学院的“邻里”梁治平、贺卫方，所学的法学，依然还是“刀把子”，属于政审严格的绝密专业。尽管“西南政法”的老师，满怀激情，传道授业，但是，历史的吊诡在于：小荷才露尖尖角的第五代，所“继受”的理念，其实，是反法治的。

1982年邓正来入北京外交学院，有机缘接触王铁崖先生，实在是“祖孙”之间的“欢愉”。王铁崖、龚祥瑞都属于百年中国学术史上的第三代。王铁崖的“老伙计”龚祥瑞，“熏陶”姜明安、李克强、陈有西，这种薪火相传，也是“隔代继受”。六十年代出生的许章润，对老辈的那种民国范儿，也是神往不已，而对第四代，普遍表示不屑。当然，江平、郭道晖，也是第四代里面少有的例外。 

“洞见或透识隐藏于深处的棘手问题是艰难的，因为如果只是把握这一棘手问题的表层，它就会维持原状，仍然得不到解决。因此，必须把它‘连根拔起’，使它彻底地暴露出来；这就要求我们开始以以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难以确立的正是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一旦新的思维方式得以确立，旧的问题就会消失；……因为这些问题是与我们的表达方式相伴随的，一旦我们用一种新的形式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旧的问题就会连同旧的语言外套一起被抛弃。”

维特根斯坦《札记》的这段话，邓正来，可谓心有戚戚焉，因此，总是念兹在兹。邓正来，无论是翻译博登海默、哈耶克还是庞德，从事市民社会理论的研讨，亦或推动中国社会科学规范化，都是为了刷新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的版图，达致“知识转型”。

邓正来在中国人文社会学科学知识生产的“升级换代”方面，具有高度的文化自觉。所以，以知识分子研究著称的许纪霖先生，得知邓正来逝世之后，在微博中称：“复旦、上海和中国都失去了一位知识界难得的领袖”。

这番话，绝非溢美，确实公允。说实在的，能够配得上这句话的，在大陆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真的罕有。邓正来，即使晚岁不入吉林大学、复旦大学，不担任复旦高研院院长，都是知识界难得的领袖人物。

中国社会的转型，固然存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诸种掣肘，是一个高度复杂的系统工程。从文化社会学的角度，知识生产，新的思考方式，这种“正能量”，还是比较弱小。而第四代法律人，无疑，“刀把子”成为一种很深的心理积淀，这种反法治的传统，无疑，昭示着宪政事业的艰难。

通过文化生态的分析，就可以充分显示，邓正来作为“双重体制外人物”，对中国法学的“长驱直入”，试图“连根拔起”旧的“知识范式”，这种大无畏的精神，何等令人神往！

 

（二）寂寞的欢愉

 

“我非常喜欢这样一种状态，当我面对一个鱼塘，我坐在它边上，在秋天的黄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一种一水一人一世界的状态。对知识也是如此，就是那份爱。”——邓正来

正来是当代中国一位真正的学者，他的学术品格已经深深地嵌入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史，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平民色彩的知识英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邓正来就对自己的学术工作有着文化自觉。

正来在当代大陆法学地图中，具有非凡的能量。正来这一代学者，其实，都有自己的故事。只不过，进入体制后，谨小慎微，循规蹈矩，平平淡淡，以至于成为生产线上的熟练技术工人。马勇先生说正来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此言不虚。正来特立独行，本身就是一部传奇。

正来1985年北京外交学院还没毕业，就自动“断乳”，开始当起“学术个体户”。正来有点唐吉可德的色彩，堪称具有狭义精神的浪漫骑士。要是把正来的生平，拍成电影，不需要更多的艺术加工，肯定好玩有趣。正来不大在乎生命的长度，追求生命的精度。

正来在八十年代成为“北漂”，换过七八家地下室、住过地铁站、同学办公室，对于豪情万丈的正来来说，只不过增添了一段故事而已。正来的一生，就是很好的励志故事。

正来由于长期不在体制内存活，所以，养成特别强悍的性格。寻找法学的边缘，站稳脚跟，接着向法学的中心发起冲击，创设并主编《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翻译《自由秩序原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著作《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成为大陆学术界的领军人物和法学界的标杆。

《昨天 今天 明天》，谈论新技术革命与国际私法的小册子，可以说是邓正来的处女作，列入走向未来丛书，于1985年面世。笔者因缘聚会，1985年入读中国人民大学，『走向未来丛书』自然成为精神滋养。二十世纪文库，则由华夏出版社出版，王思睿和邓正来都是这套书的编委，两人在羊坊店地下室，比邻而居，共同拥有“学在民间”的理念。

邓正来自办的“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与王思睿、李盛平创设的“中国政治与行政科学研究所”，都是较早的民间学术团体。邓正来这个学术个体户，志同道合的学友，多着呢！可谓吾道不孤。正来翻译的博登海默《法理学》，列入二十世纪文库，获得一大笔可观的稿费；同时在刚刚兴起的外语培训学校讲课。邓正来通过自身的知识能力，在北京立足。

知道邓正来的名字，得益于走向未来丛书和二十世纪文库。八十年代中期，大陆有着文艺复兴的气象，思想解放，百家争鸣，第五代学人，可以说三十而立。

笔者在上大学期间，与邓正来打过交道，有着不大愉快的经历。初识邓正来，就给我留下了很坏的印象。第一印象，也是很难改正的。缺少“礼数”，不按常理出牌，也是我对邓正来的最初的判断。

记得是1988年，恩师萧延中先生有意介绍我到《北京青年报》帮助打杂，看是否合适做记者。我的志向非小，愿意进行类似《光明日报》“学者访谈录”的工作，为此，拜访过当时就已经崭露头角的杨念群先生，遗憾的是，由于学养不足，我的工作并没有深入进行下去。但是，却留下了一个小插曲。

事情是这样的，大约是1987年，邓正来成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自己任所长，夫人任总干事，典型的夫妻店。《北京青年报》把邓正来的做法作为一种新生事物，改革中出现的东西，那时是很能鼓舞人的，因此该报记者对邓正来进行采访，发表访谈文章。我到北京青年报，正好刊出对邓正来采访的报纸。报社的朋友委托我把这期报纸，送给邓正来本人。

事情就那么凑巧，邓正来就住在中国人民大学简易的苏式房子。在二层挨近楼梯一间很狭窄的房子里，我找到了这位“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所所长”。邓正来与人交往，并不注重风度，一句感谢的话都没有说，就问我来自哪个系。当他听说我来自中共党史系，露出一脸的不屑，我带着满腹的委屈离开了。后来，我把遭遇告诉了谢选骏先生，谢先生倒是非常通达，说过“何不告诉邓正来你是研究国民党党史的”。

邓正来重新引起我的注意，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九八九年的风波中，邓正来是很活跃的。邓正来出席知识界在中国人民大学的演讲，记得是在八百人大礼堂，正来激昂呐喊：尊重宪法的权威，凡是法律禁止的，都不能去做，凡是法无明文禁止的，都属于自由的权利。

风波过后，有人退隐，有人高升，气氛是凝重的，心境是悲凉的。邓正来，有一套隐身衣，无影无踪。王思睿先生说，事后得知，邓正来当时在深圳避祸，结识了现在的妻子，“这一段逃难中的浪漫史，以后完全可以成为电影、电视剧的素材。”

邓公南巡之后，东方风来满眼春，邓正来的能量充分地显露出来。邓正来主编两本刊物《中国书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注重学术规范，有力地提升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品格。当代中国学术史中，邓正来的确是特立独行的一位。躲过北京学术界的喧嚣，在海淀家中，寂寞地读书，寂寞地译书，按照王铭铭的说法，从事于知识增量的工作。

大约1998年，开始看到邓正来的著作。邓正来著述呈现一种古怪的风格：干净而晦涩。邓正来著述有三个特点：第一，喜欢小册子，不喜欢大部头。所以邓正来的著作，篇幅都不大。第二，邓正来喜欢进行长篇学术文章的撰写，别看著作的篇幅不大，但是每一篇文章都特别长。第三，邓正来的文章非常不好懂。也许的确是思想深邃。邓先生的学术工作，得到香港学术界的赞许，被香港学人认为是大陆关于市民社会研究的重量级人物。笔者对王元化先生的《九十年代日记》进行过初步的研读，发现邓正来到上海过年时，每回拜访王元化先生，都会受到老先生的款待。

邓正来的生活方式，值得一说。在我的感觉中，他很早就是学术自由人，独立于当代中国的大学或社科院系统之外。这一点，确实是相当不简单的。

邓正来身上的侠义精神、领袖欲望、狂傲不羁，其实，就是一回事。如果，体察正来十四岁开始在西南医疗器械厂做童工，读研究生，放弃“铁饭碗”，通过著述翻译、外语培训，自身的本领吃饭，就可以看到邓正来不服输的草根品格，是何等宝贵！更可贵的是，艰难的环境，不仅没有压垮正来，而且“回也不改其志”，在富有邓正来特色的学术道路上，充满着寂寞的欢愉。

   

（三）小路上的思与语

 

邓正来既爱“独处”，也爱“热闹”。邓氏进行“闭关”，就是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独行侠”，要是“出关”，又是风生水起的学术领袖。

2013年1月25日 上午，正来去世的次日，一位老友从河南打来电话，话头就是从正来逝世开始的，并对邓正来翻译哈耶克，引进自由主义，评价不低。这位朋友，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现在一家国企工作，以为自由主义，对中国还是有用的。

这位朋友，思想倾向中间偏左，以前对自由派知识分子，很是看不惯。工作后，通过多年的观察，各行各业，都在分享改革的成果，都不满意，都觉得自己的相对利益受损。无论国企还是民企，都是牢骚满腹，行政部门，也不满意。大家都在罐子里面生长，很是憋屈。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在电话交流中，直言不讳，这是一种叠压效应。原因其实很简单，万类霜天竞自由。制度安排，并不是一种尊重自由的安排，一抓就死，一放就乱。并不是自由本身的错误，而是把“罐子”砸碎之后，没有一个真正能够统领各行各业的“大罐子”，不怕这个社会没有“共识”，就怕这个社会，没有遵循的底线“规则”。

试想：个人如果不能充分享有经济自由、政治自由和思想自由，那么，国家总是压制个人，怎么可能是一个健全的社会呢？国家的治理，如水银泻地，全方位覆盖社会，那么，社会的活力从何而来？

上世纪九十年代，邓正来在市民社会研究、社会科学的规范与本土化、自由主义的引进，具有开风气的作用。按照袁伟时的说法，邓正来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融合在一起了。

1992年11月《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创刊，创刊号作者名单如下：王铁崖、赵宝煦、丁守和、罗荣渠、张显扬、刘志琴、黎鸣、沈大德、吴廷嘉、郑也夫、林毅夫、樊纲、杨冠三、王沪宁、孙立平、萧延中、邓正来、郑家栋、张小劲、景跃进、张静、俞可平。

也许，从八十年代走过来的，才能深切体会这张名单，意味着什么。无怪乎王思睿先生阅后，深感欣慰，切中肯綮地说：“在‘万马齐喑’几年后，终于看到了中国知识界的重新集结和发出独立的声音。”《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实乃学术界的第一朵报春花。

王思睿先生接着说：“在1990年代，邓正来对于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理论的介绍，对于哈耶克社会理论和法律哲学的翻译和阐释，在中国知识界的思想转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一位长期在体制外生存的民间学者，却引领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社会科学的三大学术思潮。这里面的因果，确实令人深思。老辈陈寅恪所说的“预流”，大体上可以概括正来的开风气。

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由于长期被斥为异端，抱有强烈的批判的精神，但是，往往少有建设的情怀。这种情形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单从内因上看，与欠缺平和的心态有极大关联。

1985年，硕士未毕业，邓正来就已走上了“体制外”的小路。但是，对体制持有激烈批判态度的邓正来，经历十八年体制外生存后，2003年，同样一个邓正来，突然被招安了，并且在体制内有着很高的地位。也难怪，2008年12月5日 ，在邓正来就任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的仪式上，来自北京的学人发出“邓正来黑白两道通吃”的慨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如何理解邓正来由“体制外”到“体制内”的“穿越”？其实，这个问题，对邓正来本人来说，根本就是一个“伪问题”。

2007年，正来在华东政法大学发表演讲，讲述自己的学术与人生，其中有一段话，特别值得注意：“人生问题不是一个非常虚无飘渺的问题，当中最核心的问题，首先是我们是独立的个人；其次，我们是社会的一员，我们和这个社会的关系到底该如何处理，我们和这个学术体制，你们和这个教育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你们和这个国家体制的关系到底如何处理，这里面涉及到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你们想学习，如果你们想做学问，但凡这个问题没有考虑清楚，今后你们的学问是走样的。这就是为什么要有独立的人格——既不是依赖于一方，又不与他对抗——而是非常独立的人格。”

正来的朋友，都晓得这位气吞万里，豪情万丈！原本是小作坊，偏要叫做中国社会学科学研究所，学术集刊也要称呼为《中国社会学科学季刊》，甚至还要筹划在北京盖一座中国社会科学大厦，依凭民间的力量，刷新中国社会科学。十八年体制外的生涯，并不是自我放逐，迸发出体制内所不敢想象的能量。边缘人物，又是重量级的核心人物。所以，既然以刷新中国社会科学为己任，如何最有效地进行知识转型，才是正来的核心关注。对正来自己来说，无所谓体制外、体制内。之所以在体制内外游刃有余，就在于，邓氏本人，就是一位射雕手，具有领袖群伦的能量。

王思睿先生在《追思邓正来》中指出：“邓正来从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成为吉林大学、复旦大学的博士生导师，这是一个‘异数’。而‘异数’和‘奇迹’的不断产生，正是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自上而下的所谓‘思想工程建设’，则是窒息学术创新的一条死路。”

在正来看来，批评是学者的天职。正来批评所指向的，即是以集体方式表达出来的“大路”，邓氏选择的“小路”，充满着寂寞的欢愉，进入体制之前，就强烈地感染着很多读书种子，郑戈、赵晓力、强世功这几位学界翘楚，就是六郎庄读书小组的成员。进入体制之后，邓正来的强大气场，依然在体制之内伸展，小南湖读书小组、席明纳、学术午餐，这些来自“小路”的带有邓正来体温的作业方式，已经成为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的学术传统。

世间原本无所谓路，走的人多了也就成了路。邓正来通过著书立说、主持刊物、读书小组，特别是就任复旦高研院院长，“小路”越走越宽广，以至于“小路”骎骎乎成为一条“大路”，独辟蹊径的邓正来，无疑，在立言和立功方面走了一条成功的路径。这条路径，之所以能够走通，仔细体会，有着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生存性智慧”。如果掌握不好“火候”，自下而上的生长，不是面临生存的“瓶颈”，便有可能由“沟通”变成“勾兑”。

邓正来的故事，告诉我们，“体制”并不是铁板一块。邓正来将“小路”走得如此有趣，到头来，就走到体制里面了，而且，由于具有特别强悍的力量，所以，在体制里面，也是如鱼得水；反观秦晖先生，由陕西师范大学到清华大学，似乎没有一天离开“体制”，但是，秦晖先生终究成为“体制”的边缘人，清贫的很。

当代中国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呈现着一种奇妙的景观：既有邓正来，由体制外进入体制内，也有秦晖这样，看似走在大路上，实则是奇崛的“小路”。到底是体制之外的“小路”好走，还是体制之内的“小路”好走？

笔者以为，无论是秦晖的小路，还是邓正来的小路，都不是“捷径”，两条小路，都是荆棘遍布，筚路蓝缕，以启山林。

 

结语

 

“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他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希望他的学生能够将他的著作整理出来，做一个详尽的传记或年谱。”——马勇

 

邓正来在张文显先生的盛情之下，于2003年开始进入体制内，吉林大学、复旦大学十个年头的生涯，“小路”和“大路”并轨磨合的过程，邓正来先生有两大功课，引人注目。

一个是直面中国法学，“邓氏刀法”犀利酣畅，2006年1月，充满批判精神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甫一面世，洛阳纸贵，引发大陆法学界强烈而持久的关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深入梳理三十年来的中国法律图景，有力促进了学界对中国法学图景的文化自觉。

广西大学的魏敦友君，直面《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写出《中国当代法哲学的使命》。魏敦友兄对《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评价甚高，认为要了解当代中国法学的图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无论如何是绕不过去的。

邓正来先生晚岁的另一功课，《“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以人类学的学理取向，对三十年来的“中国模式”，进行同情的理解。袁伟时先生以为，这时邓正来的法学理念，与朱苏力大同小异。原本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较为清晰的法律理想图景，顿时又变得迷茫起来。

2008年王元化先生逝世之后，上海思想版图的空白，正好由邓正来填充。熟料，2013年1月24日 ，邓正来先生带着宏图大志，赍志以殁。

笔者以为，追思邓正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以同情的理解，沿着邓正来“小路”，回溯邓氏成长的历程，并对邓正来的学术和思想，进行平实的分析和理性的反省，假如进一步，与邓正来“抬杠”，九泉之下的邓先生，必欣慰不已，并以昂扬的斗志，进行回击。

纵观中国百年法脉，六代法律人，薪火相传。第五代，身体底子，“低指标瓜菜代”，都不大好；二十多岁，才有机会接受高等教育，发愤苦读，废寝忘食，夜猫子，生活不规律，损害了健康；蔡定剑、邓正来，都是典型的例子。

邓正来先生，本来说六十岁后，总结自己的学术与人生，无奈，天不假年。笔者在这里，呼吁进入收官阶段的第五代法律人：回顾平生，不妨多写些学术随笔和自述。门生弟子，真要尊师重道，少怂恿老师弄那些劳什子课题和项目，而是耐心收集老师的逸闻趣事，学术交往，各种吉光片羽，也不要放过，在师尊的生日，出版祝寿文集。一方面为学术史提供资料，另一方面，为后学的成长，提供资粮。试想，要是邓正来先生的助手，曾进行口述史的工作，追思、回味正来独特的一生时，岂不会稍稍减少了些许遗憾？

邓正来离世，给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所留下的空白，怕是很长一段时间，都难以填充！

 

（2013年1月27日，16：39分，书菜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