悼念正来

童世骏

    邓正来突然走了，走的方式是那么邓正来，张扬，干脆，不落俗套，不由分说…

    我初识正来，是在1992年的一次学术会议上，在当时的华东化工学院，议题是市民社会理论。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事情，现在想起来却依然印象分外清晰。记得见到他时，我颇感意外，他却好像一见如故。我是带着对学者仪态的先入之见，他却早早就抱定宗旨要对学术本身另辟蹊径。那时他只有36岁，只长我两岁，却让我在豪爽之中，体会出些许慈祥来。

    从那以后，我就落入了邓正来抓差派活的对象范围，无论是主编学术书刊，还是张罗学术活动，无论是创办学术机构，还是主持学术讲座，我都会接到他的电话，收到他的邮件，或者听到他托朋友的传话。我虽然在本科期间就有论文发表在“核心期刊”，在读硕士期间就有论文发表在“权威期刊”，在读博士期间甚至还有“国际学术成果”，但真正有一种加入超越某校某地之学术共同体的感觉，却只是在结识邓正来以后。邓正来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我都成了刊物的作者甚至“学术编辑委员会”成员。邓正来创立复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我有幸获封该院学术委员会的“创始委员”。邓正来发起市民社会讨论、学术规范化讨论、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我虽非核心人物，但都撰文参与了。邓正来请来乌尔里希·贝克、弗兰西斯·福山、迈克尔·桑德尔等国际学术大牌学者来复旦讲演，我也被他叫来，说必须对他们做“尽可能尖锐的评论”。

一个彼此间能进行尖锐但友好争论的学者群体，一个由此而真正体现“学术自尊心”的学术共同体，这可能是邓正来生前最执着也最有价值的追求。正是为了这个理想，他组织了一场又一场学术讨论而不知疲倦，他欣赏了一晚又一晚唇枪舌战而不亦乐乎，他详细评论了一位又一位同行著作而不怕挨骂，他还常常自作自受地请人来对自己这本书那篇文章评头论足、吹毛求疵。2009年，他到复旦组建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时，踌躇满志地做了一个题为“高等研究与社会科学的发展”的就职演讲，在交给《文汇报》的“每周讲演”版发表前，他希望我为讲演稿进行“点评”。我的点评的题目是“期望与忧虑”，短短几百字，不仅“忧虑”，而且“期望”，都明显是在与讲演作者抬杠。当我在电话里坏笑着问他是否后悔请我做点评时，他照例以手持酒杯一饮而尽的语气回答，那怎么会呢！

写到这里，想起我在前几年一篇文章中写的一段话：“如果我们能够把大学当作一个培育主体性和公共性或培育人性和交往理性的公共领域的话，我们就可以说，九十年代初期以来中国学术界对‘市民社会’讨论，对‘学术规范’的讨论，以及对‘大学理念’的讨论，其间存在着非常重要的内在联系。”邓正来不仅发起了前两场讨论，而且以其在大学校园的十年工作,表达了他对后面一场讨论的态度。邓正来的学术观点并非无可争议，但邓正来的学术理想，他为实现这种理想而经历的甘苦，却具有恒久的价值。

2013年1月2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