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走了，正来学堂长存

吴万伟

1月24日上午8点多像往常一样打开电脑浏览新闻时，陡然看到财经博客上吴锦宇的短文“邓正来老师今晨病故，痛心，痛心，痛心”，我惊讶得说不出话来。赶紧通过邮件和qq向复旦的好友孙国东和《耶鲁全球在线》的编辑求证，在确认消息后仍然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邓先生是我最敬重的学者之一，最初受吸引我注意的是他早年毕业于四川外语学院。一个学外语出身的人，能够在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等众多领域都取得令世人钦佩的成果，尤其令我这个喜欢哲学、政治学，业余翻译些学术类文章的英语老师钦佩不已。我在与四川大学赵毅衡先生的通信中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是学外语的，一直对哲学和思想类的文章感兴趣，最佩服的人就是像您这样学贯中西的大家和从外语转向思想界并取得成就的学者如邓正来等。非常荣幸收到您的回信，希望有机会当面聆听教诲。”

对我来说，邓先生有知遇之恩。我走上学术类文章的翻译之路与他的关心和帮助密不可分。

因为自己是大学老师，对高等教育方面的文章就非常留心，遇到合适的文章就迫不及待想翻译出来与别人分享。承蒙邓先生厚爱，很多译稿都是《正来学堂》网站上刊登的。2004年12月8日在《正来学堂》（当时在吉林大学）观察思考栏目发表“大学成绩正在丧失它的意义”（此文网站上已经没有，可以找到的最早文章是2005年3月2日在该网站学术批评栏目上发表的“学界四个抄袭者，你还知道多少？”最近在该网站发表的译稿有“哲学教授的成功之道”和“上帝幸福吗？”等。

正是由于该网站在学术界的影响力，我也因而获得了为国内报刊翻译文章的机会，比如《科学时报》大学周刊的编辑温新红先生就是因为在《正来学堂》上看到我的译稿而联系约稿的。

在2010-03-03，我给《正来学堂》投稿“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美国”，邓先生回信：“新年好,这篇文章有意思，我来推荐发表它。正来”。在2010-04-10，我给他寄了《波士顿评论》上关于桑德尔教授新书的书评“公平对待他人”后，邓先生说“如果还有评论桑德尔教授新书的书评,最好再翻译一篇,理论一点的更好，这样两篇可以同时发表”。这就是后来发表在邓先生主编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2010年第1卷第2辑的三篇书评“公平对待他人”、“迈克尔桑德尔《公平：怎么做才正确？》”、“正义及其批评家”。我还有幸在邓先生主编的《中国社会科学辑刊》2010年12月（总第33期）发表译稿“韦伯“新教伦理”的反资本主义解读：布洛赫、本雅明、卢卡斯、弗洛姆”。译稿“批判与危机”已经接到《中国社会科学辑刊》编辑部的用稿通知，但邓先生已经无缘看到该期杂志了。

另外，我还非常荣幸地入选《耶鲁全球在线》译者团队，定期为该刊翻译文章。这缘于2009年6月3日我给《中国社会科学辑刊》投稿“文科有什么用？”，邓先生回信说：

小吴:你好！

这篇文章辑刊没有办法发表。但是我想请你参加一项重要的工作,Yale Globle 0n line的翻译工作,文章都不长,但是需要严格\认真和精准。这几天我请他们发一篇文章给你,需要在24小时内完成,你署上自己的姓名，每千字200元。

希望你认真并感到高兴。

欢迎去高研院的网站访问:www.ias.fudan.edu.cn

正来

更令人高兴的是，我在2011年曾应邀前往复旦参加《耶鲁全球在线》开办一周年学术研讨会，见到邓先生本人，万万没想到那次见面竟成了永久的诀别。

作为翻译爱好者，我会牢记邓先生的告诫：“在我看来，学术著作的翻译质量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关涉到了我们是否有可能读懂或是否有可能进行批判的问题。因为我们只有在译著具有一个令人满意的学术水准的基础上，才可能展开有效的阅读和批判。尽管我们的翻译质量总体上在提高，但是，令人担忧的是，有些译著的水平极其低下，读者的反映很强烈；更为糟糕的是，一些名著的翻译水平很低下，在学术界产生了很不好的影响。因此，我希望我们的出版界、我们的译者都能够认真关注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不仅涉及翻译质量本身，从根本上说，它是我们建构我们自己学术传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请参阅：苗炎先生的采访记，“学术翻译与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著名学者邓正来先生访谈录http://www.sachina.edu.cn/Htmldata/article/2006/03/847.html)

邓先生的学术成就，我没有资格评论，但他学术个体户的传奇经历、他一丝不苟的治学态度、他的领袖气质和魅力、他的坦率和真诚、他对学界后辈的关爱和提携都令我永远难忘。我想告慰先生在天之灵的最好办法就是像他那样献身学术，认认真真地做好翻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