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人其萎，唯悼安息——沉痛悼念邓正来先生

沈泽渊

这是我们谁都不愿听到的消息，今早还是悲痛地听到了——邓正来先生今早于六时五十分离开了我们，离开了这个世界，离开了他的朋友，离开了他的亲人，也离开了他的学生。

我知道这是早晚都要来的消息，这个月的第一天，先生开通了微博，我也是因此才知道先生胃癌晚期的不幸消息的。先生在生命的最后一段日子里，通过微博守望自己的生命，也让那些关心他的人了解他与病魔抗争的故事。但今早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后，心里还是一股伤痛，先生没有能够撑下来，没有能够通过一场“大考”，就像先生说的。

我们舍不得他，我们怀念他，我们崇敬他，是因为，他曾给我们以丰厚的学术恩泽，与做学问的宁静操守，甚而做人的高尚品质。

说学术恩泽，丝毫不夸张地说，先生的学术成就在当今的法理学界出其二者尚不多，用张文显教授的话说，邓先生是“我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译注方面，最让我们熟悉的我想是博登海默的那本《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先生是哈耶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者，近些年来，我们对哈耶克思想的关注重视，很大程度上离不开邓先生的孜孜努力。在中国法学界，还有多少人会因为一个人的一篇文章而反思良久，回应万千呢？一篇核心的法学期刊中的一篇文章，平均阅读量据统计仅仅有600多频次，可是邓先生那篇雄文《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至今仍然在学界流传热议，邓先生做到了！邓先生走了，邓先生还是走了，永远地无法在这片还需要更多耕耘者的法理学土地上劳作。

说是劳作，因为邓先生做学问是真的耐得住寂寞，承受得了辛苦的学者。邓先生常常“闭关”，这是他自己的说法。就说先生写《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这篇文章时，就将妻子“敢走”，自己躲进书斋默默的写作。2003年，一向独立研究的邓先生，选择去了吉林大学法学院，“小南湖读书小组”至今还是法理学界培养学生的佳话，而在北大，强世功、郑戈、赵晓力、李猛等博士，组建过“福柯小组”，在如今不读书的大学，这样的现象还会再现吗？耐不住寂寞，没有“寂静的格调”，我们能否做出真的学问？我想，邓先生做学问的宁静操守当让中国法理学界，甚至法学界深思。

说做人的品质。我们都知道先生进入高校前，都是自己独立做学问，所谓“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在张文显教授的“游说”下加入了吉林大学，后来又到了复旦，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邓先生想培养更多的学生，让学问的生命延长。如今的大学里的导师，很少有像邓先生这样认真，较真的。给我上法理学老师，曾是吉林大学的法理学博士，曾受过邓先生的教诲——在入学的初期，邓先生会尽量确定好每个人的研究兴趣和爱好在哪，然后才会针对性地指导读书。每个人读得不一样，然后通过讨论达到互补的功效。类似于这样的方式需要花费导师很多时间可想而知。

去年10月，我本可以一睹邓先生的风采，但由于个人原因，未曾谋面。我总是觉得今后还会有机会，后来从先生讲座的图片中看到，当时先生已是满头白发，那个叼着烟斗，穿着黑色马褂的儒雅形象也拗不过岁月，已然让这个专著、译注、编著达40余部的人老去。而我未曾料想，这一次的错过，竟然成了我永远的遗憾。

先生还是走了。

周遭还是如此的喧嚣。

我们永记先生的学术恩泽，邓先生千古！

哲人其萎，唯悼安息。邓先生走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