秩序的坚守与自由的追求——悼邓正来先生

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杰出的社会科学学术组织者、翻译家，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邓正来先生因患胃癌医治无效，于2013年1月24日6时50分在复旦大学附属肿瘤医院不幸离世，享年57岁。

　　我与邓正来先生从未谋面，但我还是希望在他离世时能写点东西，因为作为一个踯躅于学问之路途中的向学之人，我只把他当作一个纯粹的学者来看待。

　　说来惭愧，邓正来这个名字，是通过一个外国人的名字才知晓的，这个外国人当然就是哈耶克。邓正来先生是研究哈耶克的专家，除翻译了哈耶克的几部大部头外，还撰有论述哈耶克思想理论的专著。我专业方向大体上偏于政治哲学一途，哈耶克作为西方当代自由主义的重镇，自是我应该关注的重心之一。但说来惭愧，近十年来，我一直在古典政治哲学领域徘徊，稍涉近代西方政治思想，而对于现代，我的精力多集中于美国新保守主义代表人物列奥?施特劳斯上，虽逡巡多年，却一无所成。尽管如此，我自认为理论问题都有其相通之处，虽然哈耶克与施特劳斯在立场上几乎是相对立的，前者是典型的自由主义代表人物，而后者却是美国新保守主义最重要的政治哲学家，但施特劳斯所关注的主要课题之一现代性虚无主义之病症——历史主义与相对主义，哈耶克同样也有深刻洞察，虽然二者对治的方法路径大相径庭，但共同的学术关怀却让他们有了沟通之可能。这两天翻阅邓正来先生翻译的哈耶克的《自由秩序原理》一书，并结合他撰写的《自由主义社会理论——解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加以理解，不由得深深敬佩邓先生对哈耶克思想精髓和理论内核的精到分析，同时又为他英年早逝而深感惋惜。

　　与邓正来先生最近的距离是在2009年初秋，我因事到上海，其间参加了复旦大学蓝江老师和吴冠军老师两人共同举办的一个对话报告会，会后与几位老师聚餐时，蓝老师和吴老师给我们提到邓正来先生的几则小事，包括他倾尽心血于其中的复旦高研院。当时他们已经说起邓老师的身体，言语间无不隐隐透露出内心的担忧。我是一个小人物，身处大西北，今生几乎没有机会见到邓正来先生这样的大牛级学者（现在是真的永远都没有机会了），但在听了诸位老师的讲述后心中却不由自主地泛起强烈的仰慕之情。自沪归来，整理旧文和原来的几篇翻译文章，挑选出一篇来发给蓝江老师，希望他给推荐到由邓正来先生主编的《复旦政治哲学评论》上，蓝老师很热心，当然最终也没有什么结果，毕竟那只是我几年之前的一篇翻译习作。抑或没结果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的翻译水平问题，也有可能是主题不太适合复旦那边的品味。

　　就我个人对邓正来先生的理解，他一生学术之思考，其宗旨大体可归为中国法学学理建设与宪政设计的路向规划，即在充分考虑既有社会秩序的前提之下如何促使中国走向宪政之路，以维持巩固三十多年改革开放民众好不容易获得的自由宽松的生活环境，并进一步推进这种自由环境向纵深拓展。此一理路，虽因政治情境不同而与邓先生所心仪的哈耶克思考路向存在诸多差异，但从终极意义上的学术关怀来看，他们二者是相同的，都立足于人性和由人性而必然导致的社会秩序的建立，以及在这种秩序内的人的自由来展开自己的学思历程。邓先生以法学为职事，兼及社会学和政治哲学，深受哈耶克影响，邓先生极为关注社会秩序的建立与维护，因此在国内发起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这是学人自发地为自己定秩序，以促使学术归于正途，同时也规范自我。近读吴冠军老师为邓正来先生所写悼念文章，发现邓先生在其学思与生活中尤重“正”字，这即是对秩序的强调和坚持。我认为这是前辈学者为我们留下的最为宝贵的精神遗产，值得我们每一个有志于学术的人铭记于心并身体力行。

　　当然，就现实而言，存在着好的秩序也存在不好的秩序，有鉴于此，邓正来先生曾发出过这样的“天问”：“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这个问题再提升一步，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我的同时代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几亿中国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不仅把几亿中国人而且把他们的下一代人也强制性地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这种“天问”无疑暴露出邓先生对当下时局的不满，同时也隐含着哈耶克的理论核心——真正的好秩序是自生自发的秩序，一切人为设计并通过强力硬压给共同体成员的秩序都必然是一条通往奴役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