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先生访谈记

曹保印

 

【按】2005年7月1日，我曾到名流花园拜访邓正来先生，当时他还是吉林大学教授。我们聊了四个小时，然后到饭馆小饮。他讲了很多，从治学到做事，从和“小朋友”子尤的书信往来，到讲女儿的顽皮故事，当时我已知他得了喉癌。没想到，竟逝于胃癌！现首发访谈全文，以示纪念：

 

邓正来先生访谈记

 

身份：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中国书评》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

 

访问时间：2005年7月1日（周五）

 

访问地点：北京北郊名流花园

 

聊天时间：9：30至13：30

 

 

缘起·退稿

 

　　2004年12月中旬，作为《新京报》评论部编辑，我受命创办专栏评论版（版名由开始的“评论·专栏”，变为现在的“时事专栏”）。当时，专栏评论版的定位并不复杂：邀请国内或旅居国外的一流华人学者，结合最新时事新闻或热点社会现象，定期（每月至少两篇）为《新京报》撰写评论文章，出版周期暂定为每周出版两期，逢周日、周一出版。（两周后，改为每周两期，周六、日出版）

 

 　　在与评论部主编孟波先生一起开列学者名单时，邓正来先生即进入了我们的视野。随后，紧张的约稿工作便开始了。尽管此前已经听说了关于邓先生“闭关”读书著作，以及被吉林大学聘请为教授、博导的故事，但真正和他打交道，我还是第一次。所以，心里多少有些没底儿。

 

　　然而，事情的顺利，出乎我的意料。在和邓先生通电话后，他爽快应约开设专栏。因为是《中国社会科学评论》的主编，所以，他的专栏就由我取名，定为“社会观察”。不过，对这个专栏的开设，他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不定期撰稿；如果有适合报纸发表的文章，将第一个寄给我。

 

　　随后不久，邓先生就寄来了《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并告诉我说，学术界的不少人，正等着看这篇文章。从我个人的观点来看，这的确是一篇切中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命脉的佳作，尽管文章观点并不十分新鲜，甚至可以说是绝大多数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心知肚明的。

 

　　比如，邓先生在文章中说：“我认为，在中国发展的今天，个人的知识活动既不是一种纯粹的‘智性活动’，也不是西方当代社会中的那种高度制度化的‘个人性’社会实践活动，而毋宁是一种‘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所谓‘集体性’和‘宰制性’的知识生产和再生产活动，亦就是我所说的中国在当下深陷于其间的那种‘自上而下’的‘知识规划’时代。这种‘知识规划时代’所具有的最为根本的特征，乃在于它是以政治性的权力和由它确定的‘学术’制度安排为基础的，而这意味着这种政治性的权力和‘学术’制度安排在很大程度上不仅确定了我们的知识生产方式，而且还型构了我们知识产品的具体内容。”后来，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的副研究员王焱先生，也曾寄给我一篇文章《行政支配与社会科学自主性》，同样谈到了这种观点。为什么两位著名学者都异口同声谈论这个问题呢？在我看来，一个根本的原因可能是：在此之前，出于各种利益的考虑，没有人敢捅破这层窗户纸。

 

　　没有人敢捅破的东西，我自然也没有勇气。毕竟，我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个体，我的工作岗位和《新京报》的命运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把其他文章送给孟波二审时，我顺便提到了邓先生的《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并且向他表达了，我对这篇文章所可能引发的风险的忧虑。孟波在看了文章后，也觉得风险太大，不宜发表。

 

　　就这样，2005年1月2日出版的第一期专栏评论版，便没有发表《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在我这是有些遗憾的，但是，对报纸来说，却又是必须如此、不得不如此的：新版面的生日，无论如何不能同时成为祭日。既然没有发表，退稿就不可避免了。

 

　　当我把退稿的消息告诉邓先生时，刚开始，他稍微有些激动，但很快又平静地表示，会再写一篇“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文章给我。事实证明，邓先生并不是在敷衍我。大约在2005年1月10日，邓先生又寄来了新作《直面中国研究生教育的三大弊病》。1月16日，这篇文章在《新京报》正式发表。“邓正来”这个名字，开始出现在专栏评论的学者行列中。

 

发难·沉默

 

　　2月26日，我又编发了邓先生的另一篇专栏文章《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此前，邓先生在电话中幽默地说，这篇文章肯定不会“出问题”。邓先生所说的“出问题”，是指政治方面。因为他知道，作为评论编辑，我们是最怕在这方面载跟头的。

 

　　有意思的是，虽然文章果然没有在政治上“出问题”，但却引起了一场小小的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新京报》的另一位专栏作者、美国萨福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薛涌先生。

 

　　薛先生是性情中人。有一次，在和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郑也夫先生通电话时，谈起薛先生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徐友渔先生在我当时主持编辑的《新京报》评论版上、关于“高水平运动员享受政策优惠上大学”问题的那场争论（另文详述），郑先生就幽默地说，薛涌是最能吵架的，年轻时就是吵架高手，估计徐友渔沾不了什么光。

 

　　这次，薛先生对邓先生的发难文章是《学术就是学术》。

 

　　薛先生说：“中国学术的问题，主要是我们自己的知识传统和制度问题，并不是什么西方‘文化霸权’的结果。目前中国思想文化界，有一股狭隘的‘本土主义’思潮。从甘阳的‘华人大学的理念’，蒋庆的读经，到邓先生反对西方‘文化霸权’的呼声，都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中国思想界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阵脚大乱的现实。什么叫西方的‘文化霸权’呢？‘文化霸权’这个词本身就是个舶来品。邓先生文章本身，就充满了诸如‘语境化’等艰涩的西方词汇。用这样的语言来反对西方的‘文化霸权’，本身就是对这种‘本土主义’的一个嘲讽。

 

　　“学术就是学术。我们没有自己的学术框架，借用一下人家的，这就像国产车的引擎不过关，引进一个国外的引擎一样，是起步时之必须。中国的学者现在有个不好的风气：看到一个理论，不讨论这个理论本身是否有价值，是否对我们认识世界有帮助，而首先要看这个理论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一种‘文化霸权’。”

 

　　2月28日，《学术就是学术》发表。紧接着，《新京报》的另一位专栏作者、军事科学院的程亚文先生，对薛先生的观点提出了质疑。程先生虽属军籍，却温文尔雅，谈吐举止颇有儒将之风。平时见面或通电话，我们互以“兄”相称。而鉴于他的身份特殊，平时发表其作品时，我均以“北京学者”笼统归属之。

 

　　程先生的文章是《文化霸权难道不存在吗》，发表于3月2日。

 

　　针对薛先生的观点，程先生开门见山地质疑：“本文倾向于认为邓正来先生所说的‘文化霸权’问题，在中国未必如薛涌先生所说的不存在，是堂吉诃德眼中的风车。且不说国家交往中，强势国家秘而不宣但有意识有组织地消灭弱势国家的宗教信仰、知识传统、文明特性这一事实存在，仅从可以感知的事实而论，西方世界的对外征服历程，充满了行使‘文化霸权’的实例。”

 

　　而在文章结尾，也许是针对薛先生所谓的“语境”，程先生说：“薛涌先生觉得不存在‘文化霸权’，那是因为他身在美国，美国占有着文化和知识优势，当然无须反对什么‘文化霸权’。可是中国不是美国，所处位势全然不同，又怎么能用同样的知识准则一以概之呢？”

 

　　按照常理，既然薛先生和程先生的这场“架”，是由自己引起的，邓先生理当撰文回应。然而，在我将这两篇文章寄给邓先生后，他偏偏没有按常理出牌，而是选择了沉默。即便后来当面请教他，他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只是淡淡地表示：薛涌写的东西太多，不大是真正做学问的人。

 

　　再退稿·抱愧

 

　　3月底，邓先生又寄来了新作《中国学者必须强调学术自主性》。这篇文章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的姊妹篇。因为邓先生在文首便说：“关于中国当下的知识界，我认为，与我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文化霸权’值得关注》里专门讨论的西方社会科学‘文化霸权’问题紧密相关，中国学者必须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这个问题，不论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3月27日，我在专栏评论版的头条位置，编发了这篇文章。在我想来，如果邓先生能保持每月一篇专栏文章，我就比较满足了。然而，此后，却发生了又一次退稿的事情。这次事件的发生，使邓先生的专栏，一连停了3个多月，直到我在7月1日登门拜访，他才表示准备继续为《新京报》撰稿。

 

　　这篇被退的文章是《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法律哲学》，是邓先生在4月初寄给我的。说句不怕得罪邓先生的话，在编辑这篇文章时，我的感觉只有两个字：头疼。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它的文本不太好，欧化句式过多，句子过长。长句子多、欧化痕迹浓，这也许是“邓正来牌”文章的风格之一吧。

 

　　尽管如此，我还是花了很长时间去编辑它，并且尽可能“短化”了一些句子。我这样做的理由，一是出于对邓先生劳动的充分尊重，二是文章所提出的问题的确很有价值。后一个理由，也是《新京报》评论版尤其是专栏评论版的定位：多看文章质量，少看甚至不看作者名气。

 

　　文章排出清样版后，我分别拿给总编辑杨斌先生和评论部副主编王爱军先生（主编不在时，由副主编代行主编职）审阅。结果，尽管王爱军表示文章很好，但杨斌先生却认为文本过于艰涩：“连我都看着费劲儿，读者怎么能接受？”总编辑“枪毙”了的文章，再想使其起死活生，难度可想而知。

 

　　虽然如此，随后我还是将文章拿给了孟波先生，请他再定夺，以便安排在平日的评论版中。遗憾的是，孟波也以同样的理由“枪毙”了它，并交待说以后向作者约稿时，注意文章的文本。于是，我又一次面临着向邓先生退稿的尴尬。

 

　　退《我们必须打破“知识规划时代”的宰制》时，已如上述，我的理由还很充分；可是，退《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法律哲学》，我却很为难。毕竟，这次的理由很难说出口。因为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行文风格，这是很难改变甚至不可能改变的。犹豫了几天后，我终于鼓足勇气，给邓先生打了退稿电话。

 

　　正如我所预料的，邓先生比较生气，同时希望我能再做做领导的工作，争取把文章发表出来。表示完自己的意思，邓先生就把电话挂断了。在电话的这一端，我沉默无语。过了一段时间，我硬着头皮，又给邓先生发了个电子邮件，希望他能再撰新稿；同时告诉他，《建构符合时代要求的中国法律哲学》的稿费已经开出，但发表确实无望。

 

　　邓先生回信表达了两个意思：一是说，自己正在浙江大学讲学，写作时间不好安排；二是，“我还是认为我的上一篇文章修改一下能够发”。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放弃了再次约稿的想法。

 

　　虽然，对编辑来说，由于各种原因，退作者的稿件是经常的事情。在《新京报》，我每天都会收到近300篇来稿，其中不乏专家学者，而选用的，常常只有两三篇，是真正的“百里挑一”。但是，对邓先生的这篇文章不能发表，我却一直抱愧在心。因为，我始终觉得，那是一篇内容很不错的文章。

 

　　赖帐·个人史

 

　　4月25日，因为著名社会学家、全国人大副委员长费孝通先生在此前一天去世，我和邓先生之间的尴尬，才慢慢被打破。

 

　　对《新京报》这样的时政报纸来说，费先生的去世，是非做不可的大新闻。评论自然也必须紧紧跟上。为了约到关于费先生去世的评论文章，我“圈定”了几位可能与费先生打过交道的学者，其中就包括邓先生。遗憾的是，邓先生不在家，我只好先发过去一封电子邮件，说明约稿事宜。

 

　　当晚，邓先生就回复了电子邮件：“这是件极重要的事情，但是我欠了太多文债，实在没有办法。太遗憾了。等过一段时间，我不再接受约稿时，定能有许多时间为你们写稿。”既然邓先生觉得费先生的去世“是件极重要的事情”，说明他还是愿意继续撰稿的。所以，我又赶忙回复邮件，表示晚几天交稿也可以。邓先生再次回复表示，过几天一定将文章寄来。

 

　　邓先生当晚写不成了，我只好四处出击，先后给其他学者打电话。最后，清华大学教授、社会学系主任李强先生答应撰稿。此前，我曾多次向李先生约稿，但他不是身在国外，就是忙于校务，一直抽不出时间。费先生的去世，让他再也无法不动笔。4月25日晚上11点左右，李先生寄来了文章，这就是发表在4月26日《新京报》上的《费孝通与今日之中国社会学》。后来，我在邓先生的“正来学堂”网站上，发现了这篇文章，是邓先生自己贴上去的。

 

　　几天后，我向邓先生催问稿子的事情，结果，邓先生很不好意思地说：“小曹，实在抱歉。我已经被完全搞晕了。明天我又要去复查身体，希望没有事。过几天去西班牙，讲话的东西还没有准备。以后补吧。”

 

　　看来，邓先生是要“赖帐”了。不过，“赖帐”归“赖帐”，邓先生的真诚，还是蛮感动人的。再说，假如邓先生真的查出了什么病，我又怎么好意思“趁火打劫”？所以，我只好一边向他表示“吉人自有天象”，一边祝他一路平安，在西班牙“玩好”。我哪里能够想到，祝他“玩好”实在是太“抬举”了他——直到拜访他时，我才知道，他压根儿就是一个不会“玩儿”的人。

 

　　邓先生从西班牙回来后不久，我的约稿电话又打了过去。这次，邓先生一边答应撰稿，一边向我提了个很有趣的要求：“《新京报》的‘个人史’栏目办得不错，可不可以也采访一下我？我的故事更精彩。”既然邓先生有精彩故事愿意主动讲，我们以及读者，又何尝不想听？所以，我当即表示没有问题，采访的事由我来安排。放下电话，我就找到了文化部主编王小山先生和副主编萧国良先生。两位先生也是满口应允，并当场安排记者张弘先生负责此事。

 

　　5月25日，邓先生的“个人史”《邓正来：睡过地铁站的教授》在《新京报》发表。当天晚上，我认真阅读了这篇“个人史”，其中的一句话，深深打动了我：“我在北京住过的地下室有七八处，有的紧挨着臭水沟。”

 

　　在北京，深的地下室，常常在地下五六米以下，浅的也多在三米左右。我曾考察过天桥北里的两处地下室，除了所谓的“走廊”曲曲折折尤如迷宫，房间也是密密麻麻，排得好似蜂巢一般。其中最大的房间，也不过能放下一张稍微大一些的单人床；正常大小的房间，除了放得下一张单人床，几乎再没有其他空间。住在这样的房间里，压抑和沉闷可想而知。如果房间紧挨着臭水沟，那就和身在臭水沟中几乎没什么两样。

 

　　邓先生竟然曾在这样的环境里以问学为乐，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捧着那篇“个人史”，我久久没能入眠，并最终决定“拜会”邓先生。

 

 

　　名流花园·未名斋

 

　　第二天，我给邓先生发了封电子邮件，明确表示了想当面拜访的意思。邓先生爽快答应了，并很快敲定了时间和地点。

 

　　7月1日，尽管还只是早晨8点，但北京的太阳已经“白”了起来。在出发的前一天晚上，我曾经问邓先生，到他所住的北京北郊名流花园怎么走比较方便，没想到，邓先生的回答又让我吃了一惊：“我很少到城里去。”

 

　　足不出户，而知天下事。这是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形象写照，邓先生竟然也秉承了这个传统，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原以为，他不但是知名学者，还应该是出色的社会活动家，不然的话，怎么能扛得起吉林大学教授、博导，《中国社会科学评论主编》，《中国书评》主编，中国文化书院导师等多面学界大旗？

 

　　从早晨8点多坐上出租车，直到过9点了，才来到名流花园。说是名流花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甚至非常偏僻的社区。在市内的平均房价超过六七千的北京，这里的房价平均不到两三千元。恰好，门口有卖西瓜的，我就顺手买了两个，权作“见面礼”。门铃按响后，邓夫人含笑迎接。放下西瓜，换上拖鞋，按照邓夫人的指点，我直奔邓先生在二楼的书房。而邓先生，穿着汗衫、短裤、老头鞋，已站在楼梯口，向我伸出了手。

 

　　刚一坐下，寒暄话还没有来得及说完，书房里的电话就响了。趁着这功夫，我正好有机会四处打量。邓先生的书房干净倒是干净，但算不上整齐，除了四面墙的书柜，沙发扶手上、小茶几上、地板上、大书桌上……到处堆满了书，或者散放着用镜框装着的邓先生的“个人写真”。呵呵，邓先生竟也如此“自恋”。

 

　　旁边的一张小沙发上，有一张邓先生披着哈达，与北京雍和宫住持加木扬· 图布丹大喇嘛的合影。等到和邓先生聊起了天，我才知道，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是信仰佛教的，说不定将来会出家当和尚；而他的夫人和女儿，却分别信仰伊斯兰教和基督教。在邓先生的手腕上，真的戴着一串“开了光”的佛珠。不过，在后来吃饭时，邓夫人笑着“敲打”他：“你可不止一次说要出家了，怎么还不出呢？你早出了家，我和女儿也心净。”

 

　　接完电话，邓先生坐下来说，那是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打来的，要撤刚复刊不久的《中国书评》的一篇稿子，原因是它猛烈批评了教育部。看来，即便作为主编，邓先生也并非完全做得了杂志的主，在很多时候，他也必须惟出版社的马首是从。对做新闻和出版等媒介工作的人而言，不自由早已成了常态。

 

　　邓先生的书房名叫“未名斋”，据他自己的解释，是为了和“名流花园”这个社区名称作对。在我看来，邓先生居住的“花园”，从档次上讲，也许真的并非“名流”，但“未名斋”也同样名不符实――以邓先生现在的学术名望，谁还能说他依然“未名”呢？所以，这也只是骄傲的自谦罢了。

 

　　不过，在“未名斋”中做学问，的确令人心旷神怡。尤其是站在它的阳台上，更是一眼就可以看见满眼绿色的原野。这种享受，在北京是很难拥有的。当然，要想拥有这种享受，用邓先生的话说，“你要耐得住寂寞”。话虽这样说，对邓先生而言，这种寂寞大概是不用“耐”的，因为他不止一次强调自己完全是“乐”在其中：书房世界上惟一让我感觉最幸福的地方。

 

　　在“未名斋”中和邓先生聊天，我注意到了他的一个细节：背景音乐不可或缺，尽管它的声音你几乎听不到。可以想象得到，当邓先生一个人在书房中做学问时，也一定是这样轻轻柔柔地响着背景音乐。

 

 

　　喉癌·“我”

 

　　邓先生说话的声音，是很有磁性的那种，浑厚且底气足，特别耐听。这也许是天生的，也许是“塞翁失马”后意外得来的：2003年下半年，他曾经得过喉癌。当时，大夫告诉他，尽量别说话，甚至干脆不说话。对他来说，这些压根儿就是耳旁风，说过也就说过了。

 

　　一个最好的证明是，由于他是上课最多的博士生导师，2004年年底，吉林大学法学院还颁发给他一个“特殊贡献奖”。在“未名斋”里，我见到了这个奖牌，它被邓先生放在沙发边一个比较醒目的位置。可以看出，邓先生还是很在乎这份荣誉的，尽管他信仰的是佛教，本应该“四大皆空”的。

 

　　因为喉癌而让邓先生意外得来的，还有对中医“信”的研究。邓先生说，得知自己患喉癌后，他先是到协和医院看病。他的朋友，协和医院的一位著名专家对他说：老邓，你的病就交给我了；你该吃吃，该喝喝，回头动一下手术，把它（患病区）切除掉就行了。对一般人来讲，能听到专家这样的回答，高兴还来不及，更不用说再做其他思考了。然而，邓先生偏偏很不高兴。

 

　　不高兴的原因，是邓先生这样想：“病是‘我’得的，身体是‘我’的，怎么就交给‘你’了？在‘你’这里，‘我’到哪儿去了？”邓先生告诉我，自己这样想，并不是在咬文嚼字，而确实是在思考一个很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既关系到自己的病，也关系到自己研究学术的一个基本原则：任何时候，都不能迷失了“我”、丢失了“我”，否则，“我”就成了别人手中的工具，就成了一具只会呼吸、不会思考的躯壳。只有坚守住“我”，才会有所发现、有所批判、有所创新，进而才会有所成就。而可怕的是，现在的许多人，包括不少学者，都“迷失”甚至丢失了“我”，从而成了某种思想的传声筒。

 

　　“不管做任何事情，都要学会思考，而且要以‘我’为中心进行思考。”邓先生对我说，“千万不要把‘我’丢了。”

 

　　因为怕“我”丢了，邓先生又去看了一名叫杨昶的中医。用邓先生的话说，这名中医很“神”，他不像别的中医那样给人号脉，而是看指甲。在看指甲之前，他首先向病人声明：“信则灵。”这让邓先生大感兴趣：信在“我”，不信也在“我”，在“我”与作为医生的“他”之间，有了一种互动。这说明，中医是把病人当“人”，一个独立的“人”来看的；而西医，则把病人当成“物”，当成“东西”。所以，在中医那里，“我”还是“我”，而在西医那里，“我”就不是“我”。

 

　　在为杨昶的《读甲》（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05年出版）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邓先生这样总结自己对“我”的思考：“正如一位哲人所说，‘若去发现那些所谓客观的真理，念通所有哲学体系，并评论出每个体系里不衔接之处——这对我有什么用呢？假如真理站在我面前，冷冷地裸露着，根本不顾及我是否认得它，使我产生一种惧怕的战栗而非一种信仰的皈依，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而对于“信”，邓先生则说：“即使病人在西医治病的过程中蒙发了对西医的‘信’，这也只能是一种在根本上无法参与西医与他之间所存在的那种‘治疗’关系的单向度的信赖，而且病人在保有这种‘信’的同时也在被对象化、在客体化。但是中医却不同，因为一个身体不适的人在接受中医调理的过程中必须以‘信’这样一种感觉参与其间，而且一个身体不适的人与特定的中医之间是否能够建构起一种特定的调理关系，所依凭的也惟有这种‘信’。”

 

　　在这里，邓先生把“我”与“信”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有“我”则“信”，无“我”则不“信”。我以为，这种道理看似简单，实则寓意深长，尤其在今天这样一个很多人不知道“我”在哪里，整个社会氛围也不鼓励甚至经常性扼杀“我”的种子萌芽的时代。

 

 

子尤·妞妞

 

　　正和邓先生聊到兴头上，他忽然站起来，说：“我要给国平打个电话，问问他那篇书评怎么样了。”等他打完电话，我才知道，“国平”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哲学家周国平先生；而“那篇书评”，正是《南方周末》7月7日发表的15岁癌症少年子尤对周国平著作《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的评论文章《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

 

　　“我不想让这篇书评发表。”邓先生说，“这对子尤不好。”

 

　　此前，我并没有听说过“子尤”这个名字。而邓先生告诉我说，子尤是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吴国盛的儿子，在吴先生和妻子发生婚变后，子尤随母亲生活。因为在2004年3月被发现患有国内少见的纵隔非精原生殖细胞肿瘤，而成为一名癌症患者，并且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在我访问预先邓先生时，据邓先生的夫人说，子尤的病情正在进一步恶化。

 

　　正是由于同是癌症患者（妞妞是恶性眼底肿瘤），以及和妞妞同年同月生（1990年4月）、同是哲学家之子的巧合，使子尤对《妞妞——一个父亲的札记》这本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其中，对生命的热爱、对生命的渴望、对生命的挽留等，成了子尤思考最多的东西。与此同时，对书作者同时也是妞妞父亲的周国平“放弃（女儿）生命”、只爱“心目中的妞妞，他理想中的妞妞”而“不是眼前这个瞎妞妞”等的做法，也进行了相当激烈的批评。这一点，在他的评论文章《让我心痛的妞妞和〈妞妞〉》中体现得尤其明显。

 

　　比如，“我不敢置信于他们这样的决策——等；我不敢置信于他们的思想———将恶性肿瘤与死亡画等号……我想告诉读者‘争取生命’这个词的意思。我妈妈也恐惧，也伤心，要知道她是与我相依为命的单身妈妈，你便可想而知其痛苦和重担。她也想到可能‘子尤活不长了’，但在行动上是尽全力为自己的孩子努力争取任何一个可能存活的机会，哪怕无力回天，也无怨无悔。可妞妞的情况是：‘等待死亡，这种感觉真是异乎寻常。’”

 

　　再比如，“我为什么还要批评？原因是他（周国平）悔恨得不够，悔恨得不是地方，他在寻找给自己开脱责任的理由。……我的肿瘤不比妞妞的好，甚至还要危险……（概率）不管多吓人它都只是概率，如何行动仍在于你自己，到了你这儿就是百分之百。或者带着妞妞冲过艰难万险，或者看着这段概率来概率去的文章傻了眼。……父亲又说，‘我实质上已经做了选择：放弃手术，让妞妞在命定的时间死去，其实这是惟一正确的选择。’（272页）这是命定的吗？这是父亲给女儿定的吧？还没等命运判死刑，他先积极主动地给女儿判了死刑。”

 

　　在这篇文章中，子尤用了20多个“哲学家父亲”这个词。尽管一般读者可能会以为这个词只是单指周国平，但真正了解子尤家庭背景的人，却知道它同时也指向子尤自己的“哲学家父亲”吴国盛先生。所以，子尤对书作者周国平的批评，也就暗含了对自己父亲的不满。只是，在《南方周末》发表它时，我没有发现这些词，而大多以“父亲”代之。也许，是编辑在与邓先生和周先生沟通后，对文章做了一定的技术处理。

 

　　看到子尤的这篇文章后，邓先生试图阻止它发表，理由之一便是希望子尤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能对自己曾经的一切持宽容之心，从而以一种宗教般的心境，进入宁静的天国。毕竟，父母的恩怨情仇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作为孩子，应该理解而不是仇恨。只有这样，子尤才能平静面对不多的生命时光，才能幸福而不是痛苦地走上去往天国的路。为此，邓先生还专门给子尤写了一封电子邮件。

 

　　在邓先生的计算机里，我看到了这封向子尤讲述“生命与爱、与死亡”关系的信：

 

　　子尤如晤：

 

　　我读了你写的关于《妞妞》一书的评论文章。文字间所透露出来的关于生命及对生命的态度的看法，使我不得不通过这样的方式表达我对你的思念；想你，一如对生命的想。

 

　　就你的执着生命的信念，我喜欢；但是我却没有你那样的信念，有的只是对生命的想，因为，一如嘟儿在10岁时阅读阿奎纳的思想以后所说的，不仅生命是上帝决定的，甚至我对生命的想都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因此，在更为一般的意义上讲，我们的生命以及对生命的态度——而不论它们多么不同，都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这意味着，在上帝那里，也就是在我们的生命和对生命的态度的渊源中，生命和对生命的态度，有的只是不同，而不存在道德上的优劣。

 

　　生命，一如死亡，于我都只是一种上帝所赐的经历：死亡的出现才真正意味着生命的存在，因为死亡的缺席，生命本身是无法证明自己存在的。对死、对生，在我这里是一样的，都出自于上帝（或者我心中的佛）的规定。因此，在生的过程中，我所能做的便是所谓的行善（当然能否行善的可能性也是上帝规定的），而不是去赞美或拒绝任何一种不同的生命或对生命的态度，因为这种做法完全有可能在肯定自己对生命态度的同时而侵损了另一种也同样出于上帝之意志的生命和对生命的态度。

 

　　我绝不想改变你的任何看法，只是以一种对朋友的严肃责任，真诚地告诉你我的看法，一种不同于你的看法，一种其他人不会向你表达的看法——我之所以能够这样，因为我与你一样都是癌症患者。

 

　　想你赠送给这个世界的每一句文字都很美，也有意义，甚至祈祷上帝也有如此的规定；更是用心祈祷上帝规定你能够慢慢地健康起来，我似乎从你的文字中已经读到了这一点。

 

　　祝好，正来

 

　　2005年6月25日于广州

 

　　然而，最终，文章还是发表了。在文章发表的当天，也就是7月7日的下午，因为要向周先生约定拜访他的时间，我和他通了电话，同时谈起了子尤和这篇书评。周先生的观点和邓先生的基本相同，也是希望子尤能对这个也许即将离开的世界保持宽容，能平静地守住最后的生命时光。

 

　　正是鉴于这种情况，周先生表示不会就这篇书评写任何回应文章，以便让子尤的心情尽可能保持平静。而根据常理，像这类情绪激烈的书评，书作者一般会做出回应的，更不用说像《妞妞》这种作品以及它的作者了。

 

 

　　嘟儿·学“坏”

 

　　嘟儿是邓先生的女儿，一个十几岁、刚上初中的小姑娘。和天下绝大多数父亲一样，一提起女儿，邓先生就喜形于色，骄傲、得意、幸福之情溢于言表。即便与他最痴迷的治学相比，嘟儿的魅力也要远远超过治学。这一点，从邓先生的言谈举止上，完全可以一眼看穿，想掩饰都掩饰不住。而实际上，邓先生对嘟儿爱的痴迷，是毫不掩饰的。

 

　　有多爱，就有多珍惜。对嘟儿，邓先生给了她最充分的自由。在聊天时，邓先生讲了这样一个关于嘟儿“早恋”的故事——

 

　　“早恋”这种事情，对中国几乎所有的家长，都无异于洪水猛兽。只要见到或者只是道听途说孩子有“早恋”迹象，往往非“堵”即“杀”，绝不允许它在孩子生活中有半点儿停留。然而，邓先生却反其道而行之，不但不干涉嘟儿的“早恋”，谈起它时，反而津津乐道，就像在讲美丽的童话一样开心、快乐。

 

　　“我们家嘟儿，在上初中前，就‘恋’过好几回了。”邓先生笑着说，“要说‘早恋’，嘟儿不知早到哪儿去了。”

 

　　在得知嘟儿“早恋”后，有朋友也曾劝过邓先生，让他好好“教育教育”孩子。但邓先生却对他们表示，孩子们的“恋爱”没有成年人想的那么坏、那么肮脏，而完全是一种美丽的情感表达。“恋”与“爱”都是孩子们的一种美好天性，只能健康发展，不能随意扼杀。

 

　　为此，邓先生甚至给嘟儿算了这样一笔账：在全中国13亿人中，你认识的不会超过3000人；在这3000人中，你熟悉的不会超过300人；在这300人中，你的朋友不会超过30人；在这30人中，真正爱你、愿意拿生命去交换这种爱的人，不会超过3个人。这3个人，就是你的爸爸、妈妈、和那个将来与你共同生活的男孩子。

 

　　算完账后，邓先生就向嘟儿讲了这样一番道理：既然爱你的只有不超过3个人，你为什么不去珍惜这种爱？爱你，就是喜欢你；而喜欢你，又有什么错？所以，你要学会接受别人的爱，也要学会去爱别人。爱就是爱，并没有什么真假之分。把爱过的爱珍藏起来，就是一笔财富；把未来的爱珍惜起来，就是一笔幸福的资源、一种前进的力量。

 

　　对邓先生的这种教育方式，也许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接受。而邓先生之所以会如此“标新立异”，恰恰与他对“社会秩序”的学术思考方式密切相关。

 

　　在聊天时，他集中谈到了这一点。概括起来，就是他的“个人史”《邓正来：睡过地铁站的教授》中所说的：“邓正来用今天的学术语言概括了自己当年发问并一直持续的问题：是谁使我生活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当中？难道我的祖辈给我创造的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就是我应当生活在其中的理由吗？正是出于这样的疑问，他穿越于不同的学科，为自己能享受到‘寂寞的欢愉’而欣喜。”

 

　　相比于绝大多数父母甚至教育工作者，对嘟儿的这种“早恋”教育方式，无疑也是邓先生所享受的“寂寞的欢愉”之一。而发生在嘟儿身上、让邓先生享受的“寂寞欢愉”，还有两件更有意思，也更耐人寻味的事情。

 

　　一件是嘟儿的信仰。

 

　　在嘟儿上小学三年级时，因为不满学校的应试教育内容和方式，邓先生让嘟儿休了学，自己亲自教他。

 

　　“那时候，我的书房里有两张大写字台，我和嘟儿各据一张。”邓先生说，“我在这边治学，嘟儿在那边读书，我们互不打扰。有时累了，就相视一笑，聊一会儿天，然后接着做自己的事情。”

 

　　在那段时间里，嘟儿读完了《圣经故事》、《希腊故事》、《艺术史》、《宗教史》、《哲学史》，背熟了《三字经》。用邓先生的话说，读完这些书后，嘟儿就宣称自己信仰基督教，是基督徒。对嘟儿的信仰问题，邓先生依然不加干涉，他认为信仰是每个人自己的事情，谁都无权干涉。不但不干涉，邓先生还为嘟儿有了自己的独立信仰而高兴不已。

 

　　“人不能没有信仰，而一旦有了自己的独立信仰，人也就成了真正的人。不管这个人是大人，还是孩子。”邓先生说。

 

　　就这样，在邓先生的三口之家中，就有了三种各不相同的信仰：邓先生信仰佛教，他的夫人欣欣女士（回族）信仰伊斯兰教，嘟儿信仰基督教。三种宗教在同一个屋檐下，共同交流，相得益彰，其乐融融。这也算是中国人的一种奇妙而又和谐的信仰剪影。

 

　　一件是嘟儿的学习成绩。

 

　　对几乎所有的家长来说，如果孩子的学习成绩始终在班里保持第一，那么，他们不天天乐开花才怪。事实上，为了提高孩子的学习成绩，绝大多数家长会想尽办法。据我所知，有些家长甚至连烧香拜佛这一招，都用上了。真是无所不用其极。

 

　　也许是天性聪颖，尽管邓先生很少过问她的学习成绩，但嘟儿的学习成绩在班里始终很好，第一更是家常便饭。为此，邓先生不但没有乐开花，反而十分忧虑，有时竟然会忧虑到黯然神伤的地步。

 

　　“孩子的学习成绩好，这有什么问题吗？”我问。

 

　　“成绩好，当然不错。”邓先生说，“问题是，这会让孩子误以为，学习成绩就是她生活的全部，是学习成绩而不是其他比学习成绩更重要的东西，可以让她体验到成功的快乐，体验到人生的幸福。这难道不可怕吗？更进一步说，学习成绩是别人，或者说是社会大秩序为孩子设定的‘圈’，而不是孩子自己寻找到的、符合孩子天性的人生路。这样一种走下去，将来，孩子就活不出她自己。这难道不可悲吗？”

 

　　可能正是为了在一定程度上“对付”学校死板的知识教育，邓先生经常告诉嘟儿，要多角度、有批判性地思考问题，不要把老师说的话当成惟一的“真理”。嘟儿按照他所说的做了，却因此而考砸了一场考试，因为她的答案和老师的“标准答案”不一样。为此，父女俩进行了一次“林间漫步”式的对话。

 

　　“我按你说的做了，可老师却判定我错了。”嘟儿说。

 

　　“老师的答案是对的，但爸爸的答案也没有错。”邓先生说。

 

　　“答案怎么可能会有多个？”嘟儿问。

 

　　“就拿我们正在走的这条路来说吧。”邓先生指着小区林间的路，说，“老师告诉你，这条路指向前方的某一个目标。这没有错。爸爸告诉你，在这条路的前方，还有几条岔路，从这几条岔路上走，也可以到达那个目标。这也没有错。问题是，你不要把老师说的路，当成是惟一能到达目标的路，就对了。”

 

　　尽管嘟儿对这种道理似懂非懂，但是，她还是郑重地点点头。经过几次“林间漫步”式的谈话之后，尽管嘟儿不再为学习成绩而沾沾自喜了，但是，她的成绩还是依然很好。这让邓先生的头，还是一直隐隐作疼。

 

　　除去以上这些，邓先生还努力“引导”嘟儿“学坏”，不阻止嘟儿“早恋”就是这种指导思想下的“成果”之一。在邓先生看来，孩子迟早是要进入社会的，如果不知道一点儿“坏”东西，不学一点儿“坏”本事，将来是要吃亏的。不过，用邓先生的话说，嘟儿学“坏”，也完全是她自己摸索出来的。

 

　　试举一例。

 

　　嘟儿上的是寄宿制学校，学校离邓先生的家只有五分钟的路程。即便如此，如果不是周末放假，嘟儿也不回家。每次回家，嘟儿也都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向爸爸妈妈要一周的零食儿、零花钱等，而是与妈妈一起，跑到超市里买一大包各种各样的东西，然后再把这些东西背到学校里卖。卖东西赚来的钱，就成了她一周的零花钱。

 

　　有一次，学校组织野游，别的孩子都嫌东西沉，不愿背太多。嘟儿却把一个大背包装得满满的，其中光是矿泉水就有好多瓶。结果，在下山的时候，别的孩子都把水自带的水喝光了，而嘟儿的水就成了宝贝。就是这一趟，嘟儿就赚足了一周的零花钱。

 

邓先生曾笑着说嘟儿“坏”，可嘟儿也振振有辞：“我这是靠劳动赚来的。”

 

 

　　没有结束的小结

 

　　当天聊天结束后，邓先生做东，在小区附近很不错的一家饭店请了客。菜虽不多，但都很精致，也都很富有营养。由此，也可见邓夫人的细心。

 

　　从邓先生家回来后不久，我就联系上了周国平先生和何怀宏先生。因为有了邓先生在此前的美言，他们十分痛快地答应担任《新京报》的时事专栏作者。这让我十分高兴，因为他们两位是我曾一直寻找，但始终没有找到具体联系方式的知名学者。有了他们的加盟，时事专栏版势必会更加好看，也更有影响力。

 

　　7月15日，何怀宏先生寄来了第一篇时事评论作品《关注生存底线》，写的是7月14日《南方周末》报道的阿星的故事：一位来自广西偏僻小山村的打工者、20岁的阿星，在7月8日晚激愤之下杀死工厂主管后自首。此案涉及广东的“砍手党”犯罪团伙。

 

　　然而，和邓先生的经历一样，何先生的这篇作品也被枪毙了。枪毙的理由是，用主编孟波的话说，是写得太好、太深刻了。因为何先生在评论时，讲了这样一段话――

 

　　“这些人的故乡广西正是一百多年前太平天国洪杨起事的地方，最初是“烧炭党人”结集，然后是一路浩浩荡荡北上，定都南京，十来年后“天京”陷落。而就在这十多年中，有上千万人死亡，生灵涂炭、废墟千里，尤其当时中国最富庶的一角——江浙一带受到了极沉重的打击。

 

　　“今天不太会有像这样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了。那时还主要是使用冷兵器和“鸡毛信”的时代，官家和起事者所使用的武器和通讯等手段都相差无几。

 

　　“然而，我们从这些刑事抢劫和杀人个案中，还是听到了在生存底线上挣扎的人们的呼声。”

 

　　显然，在当下的言论环境下，这样的文字是“不合时宜”的，也是有“政治问题”的。为此，我惟一的办法，就是像对待邓先生一样，认真地写了答复文字，告知何先生：大作退回。好在何先生也很宽宏，并没有计较什么，并且又在随后寄来了新作，那就是《新京报》7月31日刊发的《中国三种“传统”的认识与选择》，8月6日，又刊发了《第一代富人的光荣与危险》。

 

　　就在何先生寄来文章不久，邓先生也整理了自己今年最满意的作品，寄给了我，这就是正在引起学界高度关注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然后，鉴于时事评论的版面所限，我只好又一次向这篇作品说了“不”。

 

　　对此，邓先生的回信是：“没有问题。我会再写给你。”

 

　　这样的答案，正是我想要的。

 

　　而自《新京报》的时事专栏创办至今，我已向所有开设专栏的学者说过“不”，有的学者甚至被我说了差不多有六七次“不”。在这些学者中，除了方舟子先生，没有一位学者因为我对他们说“不”，而不再为时事专栏供稿。他们的宽容令我感佩，而他们对《新京报》认真负责的精神，更让我抱愧。

 

有了这些学者的持续宽容与韧性支持，我想，《新京报》的时事评论即便戴着“镣铐”，也能跳出美丽的“天鹅湖”。而当下中国的时事评论的影响力，也会在这些敢说敢言的知识学者的推动下，越来越大。

 

　　2005年8月5日完稿

 

　　2005年8月26日一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