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该走的人走了

——悼念陈志良和邓正来

张曙光

一个月前人民大学的陈志良去世，今天又惊悉邓正来教授去世，第一感觉就是不该这么匆忙走的人陆续走了，让人痛心！      

去八宝山送别志良后，一直想写点什么，但杂事纷扰，一忙也就耽搁下来。日常生活的平庸和循环，象一张粗沙纸，磨损着人的热情和敏感，生活在当今体制内，更是让人感到疲惫和无奈，甚至让你觉得你所做的一切都是那么表面和空洞，包括生死，我们前脚送走了朋友，我们自己不也在赴死的路上吗？     

但我们毕竟还活着，别人影响着我们，我们也影响着别人，特别是青年朋友，这就有一个生活的意义及高下优劣的分辨问题，生活的“意义”并不是随便一说，更非无病呻吟，比如，我和一些同仁为什么对陈志良的去世特别感到惋惜？因为他让我们的生活增加了某些意义，或让我们懂得了某些本来应当看重、但时下许多人却轻视甚至不屑一顾的意义，那些与权势和名利无关乃至相反的意义。这就有必要一说了。      

志良并无显赫的身份与名头。他16岁考入人民大学，据说是当年上海的文科状元，后来下放劳动锻炼，文革后从武汉又考入人大读硕士博士，留校工作。我80年代开会时认识了他，1988年从河南大学来人大考博士，他更是让我感觉就象老朋友一样了，没大没小，率真洒脱，可以无话不谈。我由于89年过于替党操心，不那么“安份守己”，博士告吹，他曾替萧前老师打电话安慰我，说如果学校不给我处分，一年后还可以录取。这当然都是良好愿望了。1994至95学年我讲课有些劳累，就以访问学者的名义在人大呆了一年，更感觉这个长我10岁，经过文革的人，竟然可以没有一点儿城府和心机！是少见的性情中人，相比之下，倒显得我严重的自我压抑和性情的模糊，所以我有意地想通过这个老大哥，让自己的思想和精神都开放、敞亮一些，他就成了我那一年经常交往的朋友，我们常去喝二三元钱一碗的拉面。他由于夫妻两地分居，不能过正常的家庭生活，样子和作派就更象庄子加济公了，有朋友仿王勃诗形容他的房间，“馒头与鞋袜齐飞，床单共地板一色”，有人说他床下养着老鼠，我没看到，这诗与实际情况倒是一分不差。       

他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两件似乎不便说的事，一是有一次一个学生来交作业，大概是篇小作文，他好象扫了一眼，就大笔一挥，给了个比较高的分，过了半小时，又有位学生来交作业，他也只瞅了一眼，嘴里说着字写得不好，就少给了几分。我忍不住调侃他：老陈，你这是草菅人命啊！他说，这一类应景的文章，还值得多费时间看？——志良是负责任的老师，只不过他聪慧过人，什么样的文章他心中有数。后来，他热心起虚拟空间，写了不少这方面的哲学文章，直到我调入师大，还审阅过他的博士生这方面的论文。再有一次就是95年我们去南京大学开“实践唯物主义”会议，萧前、黄楠森和高清海三位老师齐聚一堂，各自陈述，友好争辩，听了一半，他就把我拉出去聊天，还说听听就行了，我们还能再跟着他们屁股后面转？他当然尊敬老一辈学者，但他更明白每代人都要有属于自己的学问，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这门学问的研究。今天，我斗胆说一句，真正踏实做学问和有志良这种才情与眼界的学者，都太少了！由于长期生活不规律，他患了严重的肾病，与病魔搏斗了8年，三次闯过鬼门关，而豁达乐观，一仍其旧！看透生死，不哀不怨，让人叹服。早就看过邓正来的译著，近期还在看他的《规则、秩序、无知》，与他交往不多，但经常收到他们高研院的学术通讯。大概是4年前，我们在师大开一个学术会，有朋友推荐他参会，我就给他发了邀请，当时为了体现一视同仁，没有解决他的机票费，他笑说是第一次享受我们的“特殊待遇”，我那些年因为对一些“学术明星”有看法，对他也有些不悦。听了他的发言后有些不解，还问他的学术旨趣和思想是否变了？他说我没有变啊。前年北师大社科处又请他来演讲，我也忝列主讲人，他口无遮拦，喜怒形于色，某位演讲者正在演讲，他对这位演讲的内容有看法，就私下里与我们评头论足起来，让我感觉到他的著作与其为人似乎有反差，接受不了他的风格，但他对国内学术的评论和关于中国学术主体性的发言，我深以为然。今天早晨知道了邓正来因胃癌去世，感到非常吃惊和痛惜，我们都是上世纪56年出生的人，而他的学问是我们这个年龄段的出类拔萃者，人格也更加独立，是很值得我学习的人，不应当这么早就离去。中国正处在艰难的社会转型期，有真学问而又有大担当的人太少了！于是，我立即给刘清平教授打电话讯问。今天，看了与他交往较深的一些学者的纪念文章，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尤其是想到他18年在体制外的艰苦奋斗和后来在吉大与复旦富有创意的工作，想到也许他的胃癌类似陈志良的肾病，也是没有正常的有规律的生活所致，我感到内疚，对正来有些不理解而求全责备了。我本来也是性情中人，至今厌恶庸俗、憎恶虚伪，但却让体制压抑得神经衰弱，打磨得少了棱角，反过来对那些保持了自己性情的人，那些未必凡事都做的得体、但自然率真的人，心生嫌隙，这说明我自己生“病”了，一方面对体制反感，另一方面也被体制同化的差不多了！       

不该走的人走了，应该走的人却没走。不，不是应该走的人，是应该“走”的思想观念却迟迟不肯离去！        

中国人，活着的人如何健康地、快乐地、心底坦然地活着，死去的人，如何寿终正寝、不留遗憾地死去，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也正是我们研究人文社会科学的大旨趣之所在啊！（今天也看到黄楠森教授去世的讣告，深表哀悼！萧前、黄楠森和高清海这三位我和许多学者都很尊敬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元老都去世了，这是否意味着一个学术时代的结束？后人能开辟出一个新的局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