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邓公

林曦

    我初见邓正来老师，是在2009年，当时我刚刚回国来找工作，邓老师主持了对我的面试。那个时候的我，刚刚博士毕业不久，在英国地方政府里面工作了一段时间--这样的工作经历基本上不会为我在学术机构里面找工作“加分”，所以，在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下简称“高研院”）面试之前，我的心里难免有些忐忑。再加上在此之前，我从来没有和邓老师见过面，只是在学生时代时，读过他翻译的一些著作，以及2003-4年在读博士期间，读过他撰写的、引起国内学界热烈讨论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连载论文。因此，我谈不上和邓老师有任何交情。一个刚刚出道的毕业生，又离开了学术界、去当公务员了一段时间，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难免会让我心下有些惴惴。

    不想，邓老师是个很随和的人。他并没有因为我年纪轻、没有出版作品就将我拒之门外。在整个面试的过程当中，他不仅询问我的学术背景和学术训练，同时还问到了我对治学的态度。后来我才了解到，其实他不仅仅看重研究者发表了什么作品、多少作品，而且，他也更看重研究者本人对学问的热切程度。做学问者，大抵有两种模式：第一种是“目的模式”，对这一类人而言，做学问就是自己的爱好，读书就是自己的兴趣，与发表多少文章、评了什么样的职称没有什么关系，“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大致讲的就是这种境界；另外一种是"手段模式"，学术被个人看成是获得金钱或者权力的一种手段，所谓"学而优则仕"，即学得好，就能当官掌权，或者"书中自有黄金屋、颜如玉"，读书好了，不愁没有金钱、美色，大抵说的就是这种状况。我在这里不希望对这两种模式进行道德价值上的评价，毕竟，在一个多元社会中，个人对于某种益品（good）的构想可以存在不同的版本。因此，不同的做学术模式，也应当在遵守某些底线或者原则（比如不得抄袭）的前提下得到尊重和宽容。那么，对于邓公而言，2009年上半年是他刚刚创办高研院不久之时，他希望招进来的研究人员，应当是尽量贴近第一种"目的模式"的，所以，他才会对治学态度如此在乎。我作为一个农村出身的孩子，说实话，金钱和权力对我是有诱惑力的，但同时，我自己又很喜欢读杂书，很享受自己一个人在那里天马行空地想的这种状态。我和邓公坦言了这种困惑，他问我，"那你会怎么选？"我告诉他，"如果要我选择，我会选择后者"。因为即使我获得了金钱和权力，我知道，我心里喜欢的，还是后者那种纯粹的状态。

    我想，当年选择接受我作为他一个年轻的同事，邓公是要冒风险的。因为我初出茅庐，而且没有任何发表的作品，加上年纪小，读的书也很有限，很难说有什么思想、创见或者天分--整一个就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毛头小青年，只是运气比较好，比别人早毕业了一点而已。所以，我到现在都还不知道，邓公当年选择了接纳我，究竟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只知道，他是一个很随和而且很看重治学态度的人。

    在过去的几年里，由于和邓公共事的缘故，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他，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邓公自己也是一个很有个性的人，接触得多了对他的优点缺点就了解得更全面些。有时候我们事情做得不好，他也会发脾气；开讨论会的时候，如果他认为某位学者的观点提得不好，他也会毫不客气地当面指出--有时候我都觉得，如此尖锐的批评，是不是可以换一种更为委婉的方式，效果会不会更好？当然，这些都是细节，"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在我眼里所看到的一个优缺点都有的邓公，目的不在于苛求邓公去做一个完美的人，而是在于提醒大家，邓公在学术之外，也是一个活生生的凡人，会有自己的七情六欲，会有"沉重的肉身"所带来的那些负担，我们没有必要也没有需要把他刻意美化或者神化。

    如果说我最初对邓公的印象来自于阅读中的零星片语，以及面试中的和蔼可亲，那么，在接下来几年中，我有机会近距离接触邓公的学术研究，包括后来把他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翻译成英文（此书将于近期由新加坡World Scientific公司出版），由此对他的学术思想有了一个更为全面的了解。归纳起来，邓公在学术方面的影响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对中国学术界"移植品格"的批判。在邓公看来，中国社会科学学术界过去三十年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表现在"移植品格"（the transplant quality）之上的"学术消费主义"（academic consumerism）。具体而言，就是西方学界在讨论什么问题，我们不加反思地照抄照搬，把西方学术界用以解释西方国家历史、传统和当下的理论模式不加批判地套到中国身上，一窝蜂地跟随西方学界的热点议题，或者把西方学界的"冷饭"拿过来"炒热"了售卖给中国学术界。这样的一种"移植品格"是中国学人集体缺乏批判意识的突出表现，也是邓公主要批判的一个方面。

    第二，"开放式批判"原则。对于邓公而言，学术如果没有批评和讨论，那就失去了思想原初的意义。从发生学意义上讲，一个个体涌现出了某种想法，这种想法在未经讨论和检验之前，它保持了这种原初的粗糙质地，同时，我们也没有办法检验这种想法的原创性。因此，思想，尤其是学术思想，需要进行批评和讨论；而邓公所坚持的"批评"是一种"开放式的批评"，这集中体现在他在《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文末所提出的观点。在这本著作里，邓公提出了"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的说法，认为我们当下是一个缺乏"理想图景"的时代，即缺乏一个诸如西方法学家所提出的"程序正义"、"自然法"等等包含法律理想的理念，来规范和指引我们的立法、执法以及法学学术生产活动。虽然邓公明确提出了"中国法律缺乏理想图景"的观点，但是，他并没有就"究竟什么才能被称为'中国法律理想图景'"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而是把这个问题留给读者去思考，这样的一种批评方式是不预设答案的"开放式批评"。

    第三，"理论化"问题处理方式。邓公一直对中国学术界颇有看法的一点，就是中国学人对理论的关注不够。正因为我们对理论关注不够，我们才对"如何向全世界解释中国过去几十年快速发展"这一个问题一筹莫展。在国际学术界，中国学人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对中国问题进行阐明的"集体失语"--我们没有办法用国际通用、清晰和理论化的语言把中国的发展经验讲明白，这就是中国学术界的症结之所在。当然，这个问题也与前面所提到的第一点是联系在一起的：当一个国家的学术群体忙着复制和引进西方的学术理论和范式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没有时间去做有原创性的反思和讨论，更遑论有价值的理论贡献。因此，邓公一直提倡，我们对中国的发展问题，要抱有一种"理论化"的问题处理方式，即自觉地从理论角度出发，对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反思、归纳、总结和系统化，形成有条理的理论体系。只有我们形成自己有原创性的理论体系，才能与国际学术界展开实质性的对话和交流，否则，我们就永远只能跟随在别人后面，拾人牙慧，而漠视自己反思和原创的担当。邓公最近几年一直致力研究的"生存性智慧"，可以被看做是他自觉对中国发展经验进行理论化处理的一个尝试。这个所谓的"生存性智慧"，就是从经验主义的角度出发，说明中国老百姓如何在存在制度、法律和政策等诸多限制或者缺失（比如产权制度）的情况下，运用独特的生活智慧、常识和直觉，来为自己获得发展机会。这样的一个理论模式，直接挑战了制度主义经济学派的预设，即只有存在相应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才能发展起来。邓公的理论模式说明，即便没有存在那种西方式的制度安排，市场经济照样可以在最不起眼的地方发生、发展起来，为此，邓公称之为"生存性智慧"发展模式，这个理论模式目前已经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在国际期刊上发表。

    上述的这三个方面，只是邓公治学一个极小的部分。在与邓公共事的这些年里，他在各个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与不同的文化，都做过极为丰富的学术倡导和交流。邓公留给我们的，如同我在第二点里面所提到的，是一种"开放式"的学术遗产，他逼着我们大家，去直面当下中国那些刻不容缓的问题，并自觉地用理论化、国际化的方式来讲述这些问题。邓公的治学思想和态度，也会激励后继者沿着他开拓的道路继续努力下去。

作者系邓正来生前同事，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