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与法制时报:“学术流浪汉”邓正来
发布时间: 2013-02-20
“学术流浪汉”邓正来 《民主与法制时报》 □本报记者 刘 炜 核心提示:邓正来,2013年1月24日因胃癌病逝,享年56岁。邓的学术成就显著,他的特立独行更令人钦佩。有着学术界个体户之称的邓正来,无所谓世人的褒贬,他唯一的愿望,就是做自由的自己。 选择“学术流浪” 邓正来很低调。平头,布鞋,烟斗,是他的常见装扮。 正式场合,也难得见他穿一次西装。他还曾对媒体介绍,自己几乎每天都会抄写佛经,尤以《金刚经》次数最多。 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邓正来还会选择不定期“闭关”,闭关期间专心研究,不参加活动,也不接受“命题作文”式约稿。 但就是这样一个低调到极致的人,早在1985年的时候,就已成名。他成名的方式,还有些另类。 那一年,他29岁。“文革”后第一届毕业生,虽年近三十,北京外交学院研究生毕业的邓正来,绝对会有一份好工作等着他。 但他做了一个让人惊愕的决定:他不想成为任何一家学术单位的工作人员,而是要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其实什么规划都没有,就是想做读书人。对体制,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担忧,它可能会给你规定很多东西,让你遵守各种各样的纪律,这些我都受不了。我是一个内心特别渴望自由的人,你要是让我坐班、开会,我就会感到无所适从。”他说。 但这种“学术流浪汉”的选择,新中国成立后并未有之。那时候的市场经济也还不如现下发达,一个学者,离开了体制,特别是离开了体制还搞学术,几乎意味着活不下去。 这事引起了轰动,就连《中国青年报》在当时也在头版头条发表了一则报道,称他是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报道除了轰动以外,估计也有担忧:这路,能走下去吗? 当然,这些名气,多数属于惊愕,或许更是茶余饭后的笑谈。当邓正来真正做到梦想中的自己,他的名气才真的如日中天。 在上世纪80年代,大陆对西方法理学,知之甚少,邓正来适时献出译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这是美国法理学家博登海默的著作,可以说,恰恰是该书,给学界打开了一扇窗子,影响了一代学生,甚至学者。 10年后,邓正来转而研究哈耶克(奥地利裔英国经济学家,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1974年,哈耶克获诺贝尔经济学奖)。在研究的基础上,他断断续续翻译了4部哈耶克作品(译文200余万字),对哈耶克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作出巨大贡献。 童工、偷学、旁听 童年时的邓正来,其实没太多机会读书,但又酷爱读书。 1956年2月,邓正来出生于上海,并在上海读小学到四五年级,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1969年年底,13岁的邓正来随着支援三线建设的父母,到了四川。 这时候,家人告诫他,千万不能再读书了,要读书的话,就得“上山下乡”,当知识青年。 为了不用“上山下乡”到农村去,14岁那年,邓正来通过关系,进了内江西南医疗器械厂,当了童工。但这样一来,他读书的时间,就只能是工作之余。 对于这段历史,邓正来回忆,那时候他其实特别困惑,“只有在万恶的旧社会,小孩子才会瘦到皮包骨,为资本家打工,我这种人,是泡在蜜水中长大的,怎么才14岁,也当上童工?” 彼时的邓正来还不懂各种纷纷扰扰的理论,但他对童工的困惑,隐含了此后他的学术研究:谁有资格、谁有权利,把我规定在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 没有书读,邓正来就去偷书读。他发现,内江人民公园里,有一间被封着的屋子,里面有很多藏书。于是,每到周末,邓正来便徒步走到人民公园,翻后窗进去偷书。 那段时间,他偷回来看的书,主要是一些外国文学名著,还包括商务印书馆早年出版的一些思想类学术著作,以及西方人物传记。 可后来在一次“行窃”时,他被专门看管图书的一个“老右派”现场捉住了。被逮到的时候,邓正来非常恐惧,他跟“老右派”解释说,每次看完的书,都还回来了。 最终,“老右派”放了他,且对他说:“以后你不能再爬窗子了,你把书看完后从正门还回来,我帮你悄悄放进去,但是这件事,谁都不能说。”这种看书的方式,一直延续到1978年。 因为一直没有扔掉书本,恢复高考后,邓正来考上了四川外语学院。入学后,他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把在大学里应该学的东西全学完了。从大二开始,他就开始逃课,去西南政法学院(现西南政法大学)听课。 邓正来回忆,在西政旁听时,他遇到了当年西政最优秀的老师罗世英。罗世英喜欢在家里开学术沙龙,而每到沙龙结束,罗就会与邓正来单独交流。“我感觉自己就像他的一个私淑弟子,但是他不这么看,与我兄弟相称。”在自述中,邓正来这样描述罗世英。 而因为与西政的这段世缘,在几年前的西政78级北京校友聚会时,这批西政校友不仅邀请邓正来参加,还认命邓正来为西政78级11班的班长(西政78级只有10个班,11班,或许是旁听班的意思)。 “三无”人士 离开北京外交学院后,邓正来过上了居无定所的盲流生活:没工作、没房子、没户口。 刚毕业那个冬天,他整天背着书包到处跑,书包里全是要看的书。他的铺盖,就放在一个同学的办公室,同学下班后,他就拿过办公室的钥匙,在里面看书睡觉。一大早就起来,把铺盖卷好,然后离开。 有时候与同学聊天太晚回不去,他就只好跑到地铁站去跑步取暖。跑暖和了,就坐下来看书,冷了再起来跑。在严寒的冬夜,他唯一盼着的,就是地铁头班车赶紧来,因为进了地铁车厢,就很暖和了。 那时候,没有身份的人常常被人瞧不起。邓正来没有身份,没有证件,就更无法到图书馆借书看。他想看书,只有请好朋友帮忙借。他甚至有过在路上被警察拦住查证件的经历,最终谎称是某学校的学生才得以脱身。 “我住过的地下室,多得自己都数不清了,主要是在海淀中关村一带,北大的边上,有的还紧挨着臭水沟。”南方新闻网的报道称,邓正来靠着稿费生活,但又不接受约稿,都是自己写完了以后,才交给别人。 据邓正来说,有时候,一年也写不出一篇文章来,每天就是读书和苦思冥想。这将近10年的动荡和贫困,在他看来很美,至今都非常留恋。 邓正来开始慢慢有了些收入,是在毕业后的第二年,当时,他的第一部译作《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出版。这也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部法理学译著。邓正来回忆,这笔稿费相当可观。 其实,同一时间,学外语出身的邓正来,还去私人英语学校兼职当了外语老师,每周两次课,每月也能有一部分的收入。这些,让他度过了人生的严冬。 邓正来的学术,第一次大丰收,是在毕业后的第五年。此时,他与学界的同仁开始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这也是中国学界最顶尖的期刊之一。之后,他又主编了《中国书评》,意在掀起一场关于中国学术规范化和本土化的严肃讨论。 2003年年初,邓正来结束了自己长达18年的“学术个体户”身份,成了吉林大学的教授和博导。这件事,至今亦是学术界美谈,仿佛邓正来入了体制,依旧独立于体制一般。 事实也真如此。邀请邓正来到吉林大学做客的人,是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也是邓正来的好友。 报道称,邓正来当时并不忍心驳张文显的面子,于是提了两个原则,想把他难住:第一,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第二,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谁也没想到,张文显对他的这个“二不原则”一概应允。 “体制中的体制外” 入了体制,外人总想着,邓正来总该“收敛收敛”他学术个体户的那些习性了吧?错了。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因为这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基本担当。”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邓正来如此表态。 一个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何以独立?邓正来认为,一是,知识分子需要真正地建立起自己独立的品格;二是,国家的相应制度安排,能够使知识分子得以独立,比如说大学自治,出版自由,也就是,允许学者自己去办学术刊物等。 但在他看来,最关键的,其实还是知识分子自己,否则就算国家提供了相应制度安排,知识分子也可能与经济场域共谋,与日常生活场域共谋,与其他任何场域共谋,而这些,都会使知识分子逐渐丧失掉独立性。 自入了体制后,邓正来开始喜欢用“出关”或者“闭关”等词汇,来描述他的学术状态。 进入吉林大学,他的第一次“出关”:他开始走向教学岗位,并解除网络等多样的平台:他开办“正来学堂”学术网站,还将《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用真名发布在BBS“关天茶舍”上。 这段“体制中的体制外”时期,邓正来较之以前,更多地出现在了媒体和学术会议上,频频就学术界内外的公共事件发表评论,这些言说,最终形成了《反思与批判:体制中的体制外》、《小路上的思与语》两本小书。 在他看来,入吉大前五年,包括此前更为久远的学术个体户期,是自己的“学术闭关”期:不出国进行学术访问和参加国际学术界的活动;不参加国内学术界的活动和进行公开学术演讲;不接受出版机构和媒体发出的“命题作文”式约稿。 邓正来设想了理想中的知识分子状态,并为之奋斗终身,也因此,略显与体制中的学者格格不入。在他发表《中国法学往何处去》长文时,学界对其讨伐,其实不少。 他太不懂,或者太不屑于了解这个体制。正如他懵懵懂懂就入了吉大,这可是他苦思了一晚,专门用来刁难张文显的条件啊,“张文显竟然答应了”。 直到后来有了机会与张文显喝酒,邓正来询问:“文显兄,你为什么会答应这么苛刻的条件?”张文显回答说:“正来啊,你毕竟是体制外的人啊!体制内的人调动,都是要条件。你太傻了!你还‘二不’原则,真是太傻了。” 2006年年底,邓正来接受法制日报采访时称,从明年开始,他将开始新的一轮体制内的“闭关”。只可惜,这一轮“闭关”,等来的“出关”时间太短。 来源:http://www.mzyfz.com/html/1408/2013-02-04/content-657333.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