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他也是“愿意这样走的”

“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他最好的离开方式”

 

新华每日电讯2013年2月1日14版

 

　　邓正来长期致力于西方人文社科学术经典著作的汉译工作,一生组织、策划并翻译出版了大量学术名著,被称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

 

 

▲邓正来生前照。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王京雪　实习生田雪乔

 

　　1月24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复旦特聘教授邓正来因胃癌病逝,享年56岁。

　　“10天前他对我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邓正来过世当日,他的好友周国平在微博中写道。“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法学家贺卫方说。

　　1月30日,邓正来追悼会在沪举行。

 

睡过地铁站、卖过货的“学术个体户”

 

　　“他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革命、改良,民主、威权、转型,学术自救,学在民间。”历史学者马勇这样评价邓正来。

　　在学术界,邓正来是公认的特立独行者,其经历颇具传奇色彩。

　　1985年,结束在外交学院的硕士研究生学习后,在那个大学生都能得到分配的年代,邓正来没去任何一家学术单位谋职,而是在长达18年的时间里做了一个没户口,没住房,没收入的“学术个体户”,独立从事学术研究,奉行“三不原则”:拒绝接受国外任何讲学、访问邀请；拒绝参加国内任何学术会议；拒绝接受任何杂志社、出版社约稿。原因是要做研究,没时间也没兴趣做没意义的事。

　　他住过朋友的办公室、住过地下室,甚至睡过北京的地铁站。他讲自己当年为抵抗冬夜的严寒,在地铁站里跑步,跑热了就坐下看书,如此反复,心里暗自期盼早上头一班地铁快来,好进车厢取暖。他在街边卖过葡萄,在书店卖过书,一段时期白天摆摊,晚上翻译,就在这样的条件下,翻译出版了在法学学子中风靡一时的博登海默的《法理学》,还带着一帮朋友,组织翻译了国内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

　　“我们认识大概是在1985年,那时和他打电话,聊的都是学术上的事儿。一聊就是几个钟头。”《读书》杂志执行主编、学者王焱回忆。在他的印象里,邓正来一直是个“精力过剩”“干起活来特别猛、下死力”的人。

　　2003年,邓正来接受好友张文显邀请,以“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不参加事务性的学术活动,只带学生”的“两不原则”为条件,担任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告别了体制外的“学术个体户”身份；2008年,他又离开北方,赴上海出任复旦大学特聘教授、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一职。

　　当年,谁曾料到,那个睡过地铁站、摆过摊、精力过剩的“学术流浪者”会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建设发展中走南闯北、呼风唤雨,招揽各路英才、引领学术潮流?

 

以真性情做真学问,大胆文章拼命酒

 

　　邓正来是个什么样的人?王焱的回答很简洁:“做学问的人。”周国平则在几年前就概括为:“以真性情做真学问”。

　　多年来,邓正来的“学问”早已为学界所知。据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出版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影响力报告(2000-2004)》,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排名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法学第1、政治学第2、社会学第5、马克思主义第30、新闻学与传播学第36、哲学第44),是唯一一个学术影响力跨越六个一级学科并同时在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他被认为是中国社会科学界数次重要学术活动的引领者和推动者。其1992年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开启了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先河；1990年代初期创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书评》等刊物,掀起中国学术规范化、本土化运动,影响深远；他潜心研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的自由主义理论,翻译出版了哈氏220万余字的著作,撰写了约60万字的研究论文,被视为哈耶克思想在中国贡献最大的传播者。

　　邓正来曾说,他的所有学术研究都围绕着一个核心问题,这个问题来自1969年,他14岁,走了后门进工厂做童工,还被家人告诫不要读书后,所产生的模糊的理论追问:“是谁规定了这样的权力把我——和现在的你们一样拥有独立思想和自由意志的人投掷并捆缚在这样一种社会秩序中?我为什么要这样,这是谁安排的?”

　　“真正的学术关切、学术问题一定是与生活息息相关,从来没有一位大师会出于生活无关的动机而做出让人尊敬的成果,从来没有。”他言传身教,如此告诫学生们。

　　在熟悉邓正来的人们看来,他不仅是个埋头做学问的学者,还是中国社会科学界十分活跃的学术活动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成立4年多来,举行了300多场高层次的学术活动。

　　邓正来总能将诸多一流学者凝聚在周围,开展各种学术活动。他张扬豪爽、直言臧否且能喝善饮的“真性情”也在学界尽人皆知。

　　有人认为邓正来吸引人的正是他身上大胆文章拼命酒的“豪气”,也有人认为他的性格有易招致非议的一面。“也许跟他在体制外时间长有关,他比较不拘礼仪,可能有人会觉得他骄傲狂妄。”王焱说。他想起有一年去复旦大学和邓正来等朋友吃饭,席上一个上海学界人士对邓正来说:“上海学术界是个池塘,养着草鱼鲤鱼,挺平衡的。你来了,好像进来了一条黑鱼。”——黑鱼是吃鱼的。

　　“他有点像《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那只老虎。”王焱说。

 

“他是愿意这样走的”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许纪霖撰文,称邓正来是“上海学术界的‘猛牛’”,说他“在学术上是勇士,在病床上也是勇士”,“战斗到最后一刻,是倒在战场上、而不是被担架抬下来的。”

　　据复旦大学的消息,邓正来在生命后期,还忙于邀请吴敬琏、林毅夫、张维迎、周其仁等国内顶尖经济学家今年3月来复旦做连续讲座。他的确是战斗到了最后一刻。

　　几年前,在给北大教授、风入松书店创办者王炜的悼文中,邓正来写道:“王炜是在努力落实一项项推动中国学术发展的计划中走的,是在他的一项项有关中国学术发展的构想中走的”,他说尽管不舍王炜的离去,却相信他是愿意以这种方式离开的。

　　如今来看,邓正来自己又岂非如此?

　　2005年9月末,邓正来在西北政法学院讲座期间哮喘病发作,又因感冒引发咳嗽,医嘱不宜多讲话,尤其他还在一年多前确诊患有喉癌。10月1日他例行赴吉林大学授课,学生们怕他太过劳累,私下开会,决定以写信、打电话、“罢课”等方式力劝老师休养。

　　于是,10月2日的课堂上,邓正来说了这样一段话:

　　“我一而再、再而三地跟你们讲过,做人一定要有担当。我这个人活着就是为了教书的。你们最清楚,现在有多少老师千方百计、变着法子逃避给你们学生上课,到外面谋活,叫什么参与‘社会实践’。我就不明白了,你们要是真有能耐,就去逼着那些不给你们上课的老师回到课堂来好好地教你们,那样的话我邓正来肯定承认你们有能耐!”

　　“昨晚一个学生给我写信,劝我说‘老师,健康是最最重要的。’说实话,我觉得非常荒谬。单纯的健康有用吗?人活着光会喘气就行了吗?我悼念我的好朋友王炜的文章《他是愿意这样走的》,不知你们读过没有。对于一个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就是对他来讲最好的离开方式。其实我之所以能断言王炜‘愿意这样走’,不过是因为我自己内心确实是这样认定的,我也是‘愿意这样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