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 哈耶克研究的标志性学者

 

深圳特区报

 

黄卫平 唐 娟

 

▲邓正来的真正魅力在于他特有的学术贡献。

邓正来翻译出版了哈耶克220余万字的著作，撰写了近60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右图为哈耶克。

 

 

提要

 

邓正来教授的主要学术贡献有这样几个方面：他是中国关于哈耶克思想研究的标志性学者，是中国哈耶克研究第一人；开启中国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研究；他虽始于翻译研究西学而风生水起，而其宗旨志向却是推进社会科学本土化；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学术规范化与学术环境的建构。

 

1月24日，我们深圳大学一行应邀赴日本早稻田大学和法政大学参加学术会议的次日，早餐期间，研究生涂谦浏览手机网络，突然惊呼：“哎呀，邓正来去世了！他女儿刚刚发的微博！”举座顿时沉郁，痛惜连连。几天来，这种黯然的情绪一直伴随着我们。就在2012年11月15日，邓正来还到我们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讲学，口若悬河，妙语连珠，强烈的学术氛围和他那“学术江湖大佬”的魅力极大地感染了在场的师生，现场学术互动气氛热烈，记得当时有几个学生提了若干有关哈耶克思想的问题，邓正来还很赞叹“深大的学生书还真看得不少”。当时谁也没想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到访我们研究所。

 

不到57岁的邓正来英年早逝，让人痛惜。2003年后，他受聘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吉林大学理论法学研究中心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2008年，加盟复旦大学，为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他是当今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奇才，不仅集法学家、政治学家、哲学家、翻译家、社会科学活动家于一身，而且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就特立独行，作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他多年游离于传统“单位”体制外，却一直活跃于中国思想启蒙的前沿。由于他特有的恃才傲物，狂放不羁，不拘小节而又豪爽包容的江湖义气，一方面使他各界朋友众多，他所主持的学术会议往往极具人气，很有号召力，各个学科、各种流派的代表人物齐聚一堂；另一方面也给他引来颇多争议。

 

但邓正来的真正魅力还是在于他特有的学术贡献。作为“中国近二十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是《走向未来丛书》的早期作者之一，该丛书以介绍西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和成果为特色，集中反映了中国知识界的初步觉醒，对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蒙昧时代挣扎出来的青年知识分子起了振聋发聩的作用，影响极大，风靡一时。

 

A他是中国关于哈耶克思想研究的标志性学者，倡导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领先者

 

邓正来的主要学术贡献有这样几个方面：

开启中国关于市民社会理论研究。1992年，邓正来发表的《建构中国的市民社会》一文，倡导中国的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希望推动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成为中国社会建设理论的领先者。他与亚历山大联合主编的《国家与市民社会：一种社会理论的研究路径》，是中国市民社会理论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邓正来关于“国家与市民社会”范式，引发了众多学人对建构中国市民社会的期望，推动了市民社会研究的热潮。如今，中国正在大力推动社会建设，急需对“社会”的诸要素及其间的各种关系进行更加深入的理论研究，然而邓正来却过早离去了，无疑是这个理论领域重大损失。

 

他是中国关于哈耶克思想研究的标志性学者，是中国哈耶克研究第一人。他翻译出版了哈耶克220余万字的著作，撰写了近60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其中包括《自由秩序原理》、《法律、立法与自由》、《个人主义与经济秩序》这些最为重要的著作。

 

正是经过邓正来的译介，哈耶克为中国学者所熟知，同时也了解了法治的基本原理，了解了苏格兰道德哲学与英美宪政之间的内在联系，了解了英格兰的普通法传统在英格兰宪政制度形成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了解了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学界公认，邓正来翻译的过程就是融西学以铸造自身知识体系的过程。

 

首先是邓正来每本译著前长长的译者导言，可谓译界一大创举，为中国学人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提供了一条捷径。更重要的是，他把翻译与研究结合在一起，他所从事的是一种研究性翻译和翻译性研究。他出版的《哈耶克社会理论》、《哈耶克法律哲学》以及近70万字的《哈耶克读本》，深入到了哈耶克思想的最深层，代表了大陆、乃至整个中文世界研究哈耶克思想的最高水平。邓正来的翻译性研究和研究性翻译风格还体现在，他不像有些译者那样，顺风追风，哪个作者当今声名鹊起，就去翻译哪个作者的作品。而是不管作者时运顺逆，十几年如一日探究着哈耶克。正如邓正来自己总结的那样，这样的工作体现了他一贯提倡的“个殊化研究进路”，即在践履一种研究性阅读与研究性批判的同时，试图建构一种进入大师思想方法，亦即那种语境化的“个殊化”研究方式。邓正来把这种个殊化研究方式视作对当下主流的、以集体性生产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的知识生产状况的一种反思和批判。

 

B他虽然开始以翻译研究西学而风生水起，而其宗旨志向却是推进社会科学本土化

力促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邓正来教授虽始于翻译研究西学而风生水起，而其宗旨志向却是推进社会科学本土化。2008年、2009年，他在其博客上撰文《一种以中国为根据的“全球化观”论纲》、《全球化与中国社会科学发展：一种开放性的全球化观》等，提出在当下的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社会科学应该建构的是“世界结构中的中国”这一“关系性”分析框架，从中国出发重思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不仅要关注中国，也要关注世界，既要根据对他者的理解来认识“中国”，也要根据与他者的合作或冲突来认识“中国”。

因为全球化绝不是一个抽象或均衡的问题，而是一个与各个民族国家的利益和未来紧密勾连在一起的具体问题，甚或是一个因全球化问题对于不同国家具有不同影响或意义而形成的个殊性问题。因此，我们必须以中国作为我们的思想根据去认识和参与建构中国已然置身于其间的这个全球化进程，而不是简单地用表态的方式去赞同全球化或反对全球化。这一以中国为根据的分析框架，强烈呼吁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最终还得落实在“中国历史传承过程”中的“中国经验”之中。

凭依这一分析框架，邓正来提出了他的《“生存性智慧”与中国发展研究论纲》，指出在全球化时代，我们需“重新发现中国”，而其中一个重大使命就是对中国人的“生存性智慧”进行理论阐释。当下“中国模式”研究存在着知识导向、制度导向、唯理主义预设等缺陷。以“生存性智慧”与“未意图后果”为关键词对“中国模式”进行“实践导向”的解释，有可能成为深入探究“中国模式”的一个较为可行的路径。但是如以“生存性智慧”来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那么近30多年来的中国经济发展大体上可以被视为这样一个过程：“生存性智慧”在关于意识形态的“真假结构”的庇护下、以经济交往中的“熟人交易”和政治交往中的“策略行动”为基本形态、以不同层次“生存共同体”的“共同利益”或“共同善”为依据、以经济发展的后果为最高“责任伦理”判准而逐渐形成的一个“未意图扩展”的历史进程。

C较早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倡导反对学术腐败，此后又在《中国书评》来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

不遗余力地推动中国学术规范化与学术环境的建构。邓正来指出，自20世纪90年代初始，亦即当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被产业化的时候，当中国的学术研究和教育事业被纳入追逐以各种指标为判准的“一流水平”之轨道的时候，以及在其他一些因素的影响下，各种学术腐败现象演化成了中国学术界必须直面的最为重要的大问题之一。

他尖锐地批判道，一些知识分子或者是主动地或者是“不得不”放弃了学术伦理而不择手段地用学术和教育资源去换取金钱、住房、职称、官位、奖品等等；他们抛弃了知识生产所应当遵循的逻辑而采纳了市场商品生产所遵循的逻辑或者政治活动所遵循的逻辑，在与市场场域、社会场域或政治场域进行共谋的同时也出卖了学术的品格，并且使中国学术界的声誉受到了极大的损害。

面对上述情形，邓正来较早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倡导反对学术腐败，此后又在《中国书评》来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自此以后，不同学科的论者和诸多学术单位也都从不同的维度或立场、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对这个论题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并且构成了这场运动的真正的主体。邓正来把这场“中国学术规范化”运动定位为“完全是一场因学者或学术机构关注自己的学术研究而掀起的‘民间性’的学术运动。它是‘学在民间’在20世纪90年代的特定形式，其目的就是要对学术规范问题以及产生这个问题的各种原因进行追究和反思，并由此形成一种符合知识生产之逻辑的‘活’的学术规范，进而建构起中国学术自己的自主性。”他的信念是，为了彻底地遏止住中国学术界中的学术腐败现象，还必须通过把我们的关注力从知识研究领域的检讨和批判，扩展至知识生产机器的反思和批判来进一步推进“中国学术规范化”的运动。

教育部于2004年印发了《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学术规范（试行）》，邓正来却对该《规范》的合法性持有一种基本的怀疑态度和批判态度。他认为，学术规范乃是由知识分子构成的学术共同体在其知识实践的过程之中，就如何进行知识生产及再生产和如何进行知识传播及交流等具体的学术活动所达成的一系列共识。这些具有道德意义的规范性共识，不仅源出于学术界自身的实践，而且也在其实践中不断地得到修正和调整。

这里的关键在于，那些试图与外部权力相结合而对学术界的活动施加规定的诉求，不仅会给遵循自身运行逻辑的学术活动和教育活动引入布迪厄所言的那种“异治性”，而且还会为其他权力干预学术活动确立一项“先例”并为之打开方便之门。其次，学术规范的产生和有效性也绝不渊源于任何外部性的权力，而源出于知识分子个人对它的承认，以及学术共同体对违背这些规范的行为所实施的道德谴责和相应的学术机构对它所实施的惩罚，正如任何学术评价及其判准都必须源出于学术界同行一般。更应该引起人们重视的是，国家权力介入学术规范领域，并不能够有效地解决中国当下的学术腐败问题，关键在于它没有从根本上克服那些致使中国学术腐败问题得以产生的体制性激励。

从根本上讲，中国当下的学术体制、评价标准和管理手段，充其量只适合于常规性的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但是却不适合于那些需要足够时间和足够寂寞的基础性理论研究和原创性学术研究；进一步言，中国当下的许多与学术研究和教学活动紧密相关的政策和规定只适合于管理者的管理工作，但却不适合于被管理者（即广大的知识分子和教师）的学术实践和教学活动。因此，要克服学术腐败问题，根本出路在于完善学术体制和教育体制，建构并完善学界自主的学术评价体系、监督和制约机制。

邓正来创办的学术刊物遥遥领风气之先。他创办了遵循国际学术规范的学术刊物《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国第一本学术书评专刊《中国书评》、中国第一本西方法哲学研究专刊《西方法律哲学家研究年刊》及中国第一本政治哲学研究专刊《复旦政治哲学评论》等学术刊物。

邓正来学问普济天下，人生特立独行。他大学毕业一直独立治学，被誉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18年“闭关”读书，清修内功，一旦“出关”，就以不凡的立意和视野，短短时间内把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建设得风生水起。

诚然，邓正来个人的学术观点是可以争论的，但他所做的学术探索和留下的大量译作，却为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积淀了重要的学术资源。近年来，邓正来一直支持和协助我们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的发展，欣然出任我所学术顾问，多次在我所讲学，在学术交流，培养人才等方面给予很多帮助，对此，大家都心怀感激之情。邓正来不幸英年早逝的噩耗传来，真是让人痛感天妒英才。

（ 作者： 黄卫平：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所长、教授；唐 娟：深圳大学当代中国政治研究所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