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昭昭——知识分子的生命之幡

过去的几天，两位知识分子的去世，在国内知识界引起不小的震动和唏嘘，一位是年逾九旬的许良英老先生，一位是正值英年的邓正来先生。思想界、学术界、新闻界的很多熟悉和陌生的国人分别参加了他们的追悼会，一如曾经宪政学者蔡定剑先生的离世一样，网络上也掀起了阵阵哀思悼念之潮。

    不由想起两位诗人的诗句，一位是臧克家的，“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一位是韩瀚的，“她把带血的头颅，放在生命的天平上，让所有苟活者，都失去了重量。”虽然没有诗歌创作时的那种犀利、深刻和悲壮的气味，但在抽象的精神意义上，两位逝者配得上诗歌里所赞许的那种“不唯上、不唯书、只唯真”的风骨。

    许良英先生是被“五四精神”熏染过的老一代知识分子，邓正来先生是被1980年代启蒙精神影响过的新一代知识分子，虽然两人年龄相差30多岁、个人经历迥异、时代环境不同，但他们却在求真理、说真话上面，殊途同归，用不同的人生轨迹刻下来两道深深的知识分子的风骨之印。

    许良英是受过苦难的知识分子，在目睹了世态人情的光怪陆离、遭受了无以言表的文革摧残后，毅然把最后的“残阳之年”责无旁贷地投入到“求真理、说真话”上面。他与几位志同道合者悉心编译，出版了国内最全的《爱因斯坦文集》，无数青年从这位大科学家的公共情怀与学者风骨中，受到深深的感染；因为文革的“无法无天”，让他在生命最后的二十五年一直为“民主、科学、人权”鼓与呼，批评封建遗毒，不让悲剧再次重演；他不仅关注自己的研究领域，更把目光放置在公共领域，不断为制度进步大声疾呼，真正是“烈士暮年壮心不已”、“老骥伏枥志在千里”。邓正来被称为“江湖学者”、“学术个体户”，曾经四处飘荡、居无定所，却自始至终沉浸于学术的追求中；曾经一边做小买卖一边研究学问，组织翻译了中国第一部西方政治学百科全书《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他北漂18年，无职无衔，凭一己之力将学术巨匠哈耶克的诸多思想与著作引入国内；他这样看待读书人，“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他们这种遵从于内心良知呼唤、醉心于真知真理求索、热衷于大是大非的公共发言，是任何一个开放健康的社会不可或缺的。人们对他们的集体哀悼与追思，不仅是表达心中的尊重和敬佩，还有对他们对立面的拷问与期待。

    何为他们的对立面？在当下的中国知识界，我们固然拥有像蔡定剑、许良英、邓正来这样颇具文人风骨的知识分子，也有很多投机取巧、沽名钓誉、冷漠犬儒的知识分子，仿照鲁迅的话来说就是：知识分子又何能一概而论？有昏着的，有躺着的，有玩着的，有装着的，自然，也有醒着的、要前进的。这些年，知识分子屡屡被污名化，这是不争的事实，也是舆论对知识分子群体不满的写照。因为在现实里，有的学者不是为良知而说话，他们是为利益集团而说话；有的学者不是为学术而做学问，而是为个人利益最大化做学问，甚至不惜黑白颠倒；有的教授不是在教书育人，而是教书诓人、拿钱走人，导师成了老板、学生成了廉价劳动力；有的专家刮风说风话、打雷说雷语，所谓客观、所谓专业，皆一地鸡毛；有的知识分子，永远只关注自己身边的一亩三分地，两耳永远不闻窗外事，所谓国事天下事都是屁事……因为太多知识分子得了无骨病、软骨病，所以那些风骨傲然的知识分子，才显得分外突出。

    知识分子也是普通公民，每个人如何做人做事本是个人的自由选择，别人无权将道德的指责或者责任强加于其头上。理论上这样说的确没错，但任何命题必须回到现实中，让现实来一一印证。现实是什么？现实就是知识分子群体掌握着社会更多的话语权，掌握着社会最大的知识资源、思想资源，知识分子的集体思维和行为，极大地决定着这个社会的生机和正气，决定着社会进步的速度、深度与质量。

    如果知识分子都在犬儒、都在两耳不闻窗外事、都在投机取巧，知识资源、思想资源必然会在扭曲中要么变得干涸、要么走入歧途，不仅起不到推动社会进步的作用，很可能还会让社会停滞或倒退。如果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坚守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之外，能把说真话、求真理作为一种常识或底线来践行，能对不公大胆提出公允的意见、能对邪恶表达合乎正义的态度、能在公共问题上积极建言献策，一定会构成一股强大的社会正能量，极大推动社会的进步。

    知识分子在进行自我救赎、自我进步的过程同时，也急需国家在制度层面建构保障“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完整体系，保障学术的自由和独立、保障公民在宪法法律范围内言说无罪、保障科研教育等遵从规律运行、剔除行政官僚色彩，以及保障公民有更多实践表达权、参与权、批评权的渠道和平台，等等。

    如果我们的国家，涌现出越来越多像蔡定剑、许良英、邓正来、钟南山、袁隆平、吴敬琏、江平、资中筠这样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风骨必然能聚土成山、聚流成海，知识分子的生命之幡高高飘扬，则为国家之幸、民族之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