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正来：寂寞也欢愉 学术亦江湖

2013年01月30日 08:22

来源：法治周末      作者：闫格

 

 

邓正来

 

原标题：邓正来：寂寞也欢愉学术亦江湖

 

“人不正则无气象，无气象则无大学问。”

 

“做学问并不是书本上的一个概念，他们很重要，恰恰是与生命相关的。”　　

 

“大学不是旅店，那么多人聚在一个地方，就是用青春思考遍及人类的问题。”　　

 

“我们要有读书人的独立人格，且不谈别的事情，至少要有做人的独立人格。”

 

法治周末见习记者闫格　　

 

如果1月24日上午6时50分的时刻能被历史跳过，那么一个月后的此刻，邓正来先生应该在妻女的陪伴下，度过自己的57岁生日。　　

 

带着体制外独有的学者气，转身回到“一人、一水、一世界”的广阔图景中，在无垠的天地中不断探寻。　　

 

然而，历史却在这一刻，为胃癌晚期而离世的邓正来，盖棺定论。　　

 

学术自救、学在民间、体制内的体制外、引进哈耶克、法律哲学和政治哲学……　

 

这都是他身上独有的标签。　　

 

正如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马勇教授评论的：“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好像邓正来教授都有经历、有尝试。邓正来教授是这个时代、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　　

 

邓正来先生过早的辞世，不只是“少了一道风景，多了一份寂寞”，更是使学界缺失一种难以替代的眼光与活力。　　

 

体制外的治学者　　

 

在2003年前那漫长的18年中，邓正来先生一度是体制外的民间治学者。　　

 

1985年，因信奉“学在民间”理念，研究生毕业的邓正来在包分配的大潮中逆流而上，决然离开体制，成为了一个完全独立的学者。　

 

那时的他被称为“中国第一个学术个体户”。因为在当时，邓正来属于“三无人员”：没户口、没住房、也没收入。　　

 

住在地下室里，邓正来依靠稿费和兼职做外语教师谋生。直到后来，邓正来都一再强调这段经历对他的特殊意义。“如何面对无论是学术界、我个人还是国家的钱，这是个根本的问题。”　

 

也正是这段时期，他与好友翻译出版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部法理学译著，博登海默的名著《法理学：法律哲学与法律方法》。　　

 

随即，他发现，任何的法律哲学离不开政治哲学，而政治哲学与人类学、社会学和经济学同样密不可分。于是，他暂且搁笔，坚持读书。　　

 

正是这种不断扩散的积淀，他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5年后，邓正来开始着手翻译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220万字的著作，并对其理论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他是首位将哈耶克著作引进中国的学者，也是中国研究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的领航者。　　

 

2003年，是邓正来身份“内外”的转折年。　　

 

这一年，邓正来刚刚完成了一本研究哈耶克理论的著作。他的好友、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的张文显教授，邀请他到吉林大学做客小憩。在吉大期间，张文显提出请他到吉林大学去工作。　　

 

在“体制内的人调动都讲条件”的背景下，不忍心驳了好友面子的邓正来却苦思冥想，提出了两个“刁钻”的条件：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行政带“长”的职务；在吉林大学任教期间终身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带“长”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的工作。　　

 

从此邓正来结束了18年自由学者的身份，过上了“体制内的体制外生活”。　　

 

在他的带领下，吉林大学法学院“异军崛起”，迅速跃升中国法学理论、法律哲学研究重镇。　　　

 

2008年，已到知天命之年的邓正来频繁地出现在沪上各学术讨论会。　　

 

正是这一年，邓正来落叶归根，回到了他的出生地——上海，加盟复旦大学，创立复旦大学高等研究院并担任院长。此外，他还身兼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从此，“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创院院长”，这是邓正来又一枚新标签。　　

 

悄然之间，这位吉林大学最知名的学者完成了角色转换。　　

 

手工式的传道人　　　

 

“带学生就像带学徒，须在手工作坊的方式下，一代代传授下去，才能称为真正的传道授业。”　　

 

邓正来先生眼中的“师者”正是如此。　

 

这一生，他将这句话践行如一。　　

 

对于治学，他常说：“学术讲什么？4个字：追比先贤。”　　

 

作为师从邓正来的第一个博士，刘小平记忆中邓正来的课堂从来都是讨论式的。而邓正来先生是最好的驾驭者，引导、追问、再追问，将学生对问题的思考不断引向深入。从早上8时到下午5时，他和学生们一直泡在一起，进行原典精读。　

 

在复旦大学任教期间，邓正来只开过一门叫做《名著选读》的课，要求学生逐字逐句地对英文原篇做翻译，每一句话他会选出3个学生来讲出自己的译文，然后进行比较。几乎上课的每一位学生都挨过“骂”。而他对学生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要认真”。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关系与地区发展研究院副院长刘擎也一再感叹：“在中国学界的著名学者当中，很难得见到正来那样认真地对待学生的教师。”　　

 

至今，吉林大学的网页在对这位博导的介绍中，至今还有这么一段话：“邓教授不是任何一所大学的教授，却一年四季有众多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等著名学府的青年学人跟着他读书。他以孔夫子因材施教的思想为每个人制定了学习方案；他在自己的家里举办学术沙龙，用苏格拉底式的辩论方法教书育人，使一批又一批才思敏捷的研究生在学术上根深叶茂。”　

 

同时，他“重义气、广交游、朋友极多”。在学术界，他更是一个豪爽的同行人。“他的身上有普通知识分子没有的豪爽、包容。说义气也好匪气也好，是知识分子所心向往之的那种气质。老邓做学问、做人，都有很多值得我们回味的地方。”在复旦大学举行的追思会上，学术界同仁这样评价邓正来教授。　

 

刘擎在《惜别正来》中回忆道，“他重义气讲交情，但绝不是没有原则上的是非标准。学术上的平庸和虚假是他最大的敌人。”　　

 

正是如此，邓正来先生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大力倡导中国学术规范化，“不抄袭、不剽窃，不拿鼠标去写文章”，更加注重写文章要有出处和注释。　　

 

“知识生产有自己的逻辑，要按照规律来进行知识生产。”2007年的一次演讲中，邓正来说。　

 

邓正来离世后，著名史学专家许纪霖写下了《上海学术界的“猛牛”》一文，回忆一个月前由邓正来主持复旦大学高研院的论坛上，邓正来“精神状态就像一个战士一样，活跃在学术战场上”。　　

 

邓正来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

 

如今，他走了。但是在法律人的心中，他不仅活着，而且依旧笑声朗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