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观反正 西学东译求法理 体制里去来 立论教书遗清风

2013/01/25 00:00:00    来源：YNET.com 北青网       作者：祖薇

邓正来是一位翻译家，也是一位学者，更是一位思想家。他是这个年龄段最有故事的学者：体制内、体制外，启蒙、改良，学术自救……但凡这个时代能有的故事，邓正来教授几乎都有经历。他主持翻译的哈耶克巨著《法律、立法和自由》弥补了国内哈耶克其他论文翻译的空白。而他对法学理论的研究更是进行了开创性探讨。天妒英才，邓先生走得实在太早。

　　“我以为自己是一个读书人。因此，只要作为一个读书人的自然生命体在延续，这些学术之路就注定会在文字之间继续向前延伸……其间有着无比的欢愉，尽管这种欢愉是一种寂寞的欢愉”。

　　在中国的学术圈里，邓正来绝对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从1985年离开外交学院以后，长达18年的时间里，他不属于任何学术机构，常年过着“学术流浪汉”的生活。那时候，他属于北京的“三无人员”——没有户口，没有住房，没有收入。这样的生活一直持续到1992年他与学界的同仁创办《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在这期间，他也结束了蜗居于各个地下室的生活，住进了“六郎庄”一套农民盖的房子里。每年有众多北大、清华的青年学者到“六郎庄”跟他读书，他给每人制订了学习方案，经常在家里举办学术沙龙，“六郎庄读书小组”后来成绩斐然，许多现在卓有成就的学者张小劲、景跃进、郑戈、赵晓力、强世功等当时都是这个小组的成员。

　　“我绝不会因身份的变化而放弃我的批判态度、放弃对学术的挚爱以及对‘学在民间’理念的信奉”

　　2003年，邓正来受吉林大学张文显先生之邀进入吉林大学工作，并提出了“二不原则”：第一，任教期间他不担任任何带“长”字的行政职务；第二，任教期间不担任任何实质性学术的带“长”字的职务，只带博士生和硕士生，承担教书工作。谈起原因，邓先生解释说，“在目前整个中国的环境中，学生是一个特别怪异的群体。实际上他们是中国的未来，是最重要的力量，但是他们的地位却非常低，甚至没有人给他们讲课。我就是想通过这种讲课的方式来尊重他们，也是想让自己更像一个老师，像一个好老师。”当时，吉林大学给他规定的条件是：每个学期只需要去一次，每次上7至10天的课就够了。但是仅在2004年，邓先生就去了13次，几乎每个月都给学生上课。其实在2003年下半年，邓先生就已经查出身患喉癌，大夫明确告诫尽量别说话，甚至干脆别说话，但是他做不到，因为他是上课最多的博导。2008年，转而加盟复旦大学，担任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

　　“读书人的一生，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

　　“从查出病情住院到离开，一个月，才一个月啊……”女儿邓嘟子昨日上午更新了三条微博，追思与慈父的诀别。学者周廉回忆：“他女儿说他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手术了，基本属于病入膏肓、无药可治。可当我们见到他本人时，却很吃惊，他虽然脸色不好、身体也很虚弱，但是精气神很好，对每一个朋友都照顾得面面俱到。邓先生即使到了最后也仍然保持着自己独有的尊严。”得知邓先生去世，他多年的网球对手——诗人阿坚回忆，邓老生前爱抽烟、爱喝五粮液、爱打网球。

　　“哈耶克提出的是西方的问题，不是中国的”

　　用著作等身来形容邓正来，一点不为过。据复旦大学高研院罗列的信息，他的主要论著多达21部，主要译校作品有11部，参与主编的书刊达18种，主要学术论文有81篇。其中尤以他对哈耶克研究最为突出，评价他是“以一己之力将哈耶克推荐到中国，使得哈耶克在学界风靡一时，远远超出在法学，尤其是经济学界的影响，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读人物”。近年来，邓先生将研究的目光主要聚焦在了中国社会的转型与发展上，发表了诸如《国家与社会：中国市民社会研究》、《研究与反思：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考》等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的论著。

　　学界纷纷哀悼

　　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著名历史学者马勇在其个人微博中说：“邓正来教授是一个成功者，在这个年龄撒手而去太可惜了。”

　　学者周国平也在第一时间通过微博表示了哀悼：“正来今早走了。昨晚获悉病危，今天赶去上海，竟不能见最后一面。从确诊至今不足一月，实在太快了，多少憾恨！正来安息，你心我知。”

　　法学家贺卫方转发了邓正来女儿的微博，说：“朋友通讯录里又一个号码无法通话了。哀悼！但愿天堂里有哈耶克和五粮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