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谈学科的迷思

                      邓正来

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应合着发展政策的合法化，中国社会科学得到了一定意义上的发展，其重要特征之一是所谓学科制度化的进程日益强化；由于经济资源相对有限以及发展主义的支配作用，各门学科中的知识行动者在为争夺或分配资源而宣称各自学科的有效性的过程中，更是强化了这种学科结构作为一种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制度安排的正当性。
　　众所周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是与国人引进西方社会科学的知识运动同时展开的，甚至是这一“知识引进运动”的一部分：它不仅表现为，中国社会科学学科门类是按照西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加以确立的，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意味着西方社会科学有关学科分类的一系列理论预设在中国学术场域中的正当性。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中，隐含于学科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设定了相应的规则。对学科制度化与知识间关系的认识，归根到底具有这样一种底蕴，即社会科学工作者不仅是学科结构的建构者，而且也是这些结构的被建构者。
　　在中国社会科学的发展过程中，知识界整个说来对这种“建构者／被建构者”关系是缺乏较为清醒的意识的，其明显地表现为一种我称之为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前反思性接受”取向：它渗透在以各种名目开设和固化系科的实践活动之中，嵌入在中国社会科学作为一种知识类型的制度化的进程之中，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塑造着中国历史、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的发展研究的品格。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的重要特点之一，是人们在未质疑中国社会科学学科的制度化过程（以及作为这一过程结果的既有学科结构在知识上的正当性）的情形下，在不追问那些深藏于这种过程（和结构）背后的西方社会科学观和一系列范式性假设的状况下，便把接受这些观点和实践误作是加入世界学术共同体的基本门径。
　　通过揭示“建构者／被建构者”的这种具有相当同一性的复杂关系，我们有可能获得对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本身的洞识，至少可以引出值得我们严肃思考的一系列问题：为什么中国社会科学发展过程中会存在这种“前反思性接受”取向?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制度化进程与这种取向之间具有何种经验相关性?中国社会科学的学科结构，以及在这种结构下所生产和再生产的知识，是否能够有助于我们认识我们生活于其间的真实社会?
　　关于社会科学学科划分的问题，在西方学术界中，已有大量的讨论，但这些讨论乃至相关的实践，尽管对西方社会科学的既有学科结构提出了质疑，它们所采取的“跨学科”解决路径却未能动摇或探及这些学科的基础。我以为，世界体系理论的奠基人沃勒斯坦对这个问题的讨论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了这个问题的核心，正如他本人所说，世界体系分析是“对美国霸权世界观下的意识形态化的实证主义和虚假的非政治主义进行广泛反击的一部分。虽说世界体系分析只是这种批判中的一部分，但是它却比其他批判更深刻地否弃了十九世纪的社会科学”。
　　沃勒斯坦指出，社会科学的分类是围绕着三个矛盾而建立起来的：首先，对现代／文明世界的研究（历史学加上三门探寻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与对非现代世界的研究（人类学加上东方学）之间的矛盾；其次，在对现代世界的研究方面，过去（历史学）与现在（研究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之间的矛盾；再次，在探寻普遍规律的社会科学内部，对市场的研究（经济学）、对国家的研究（政治学）与对社会—文化的研究（社会学）之间的矛盾。经由这些矛盾而确立的学科分界线，构成了社会科学从十九世纪中叶以来的学科结构和一整套被人们视为当然的先验假设。沃勒斯坦对于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这种“问题意识”并非产生于他对这种学科结构的直接认识，而是产生于他对这种学科结构赖以存在和维系的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洞识。正如沃勒斯坦所言，我们所拥有的历史学和社会科学，乃是在现代世界历史体系的逻辑大获全胜而不受质疑的时候获得其支配形式的，因此可以说，社会科学这类知识乃是这一逻辑的产物。但是，我们现在却生活在一个历史选择的时刻，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所生产和再生产的一度被认为对人的精神具有解放作用的许多预设，对于我们的心智有着太强大的控制，致使我们无法理解和认识这一时刻。正是面对这样一种困境，沃勒斯坦提出了他的著名问题：认识这种新世界体系的系统知识是否可能?
　　重建一种系统的社会科学知识，所需要的并不是那种对既有的前提所做的常规性重思（rethinking），而是“否思”（unthinking），亦即对十九世纪以来普遍流行且具支配力的研究范式进行彻底的挑战和批判。世界体系理论对十九世纪社会科学的这一否思向度，主要反映在沃勒斯坦的四项重要文献之中：一是收集了他于一九八二年至一九九一年所发表的有关社会科学知识与其结构性基础间关系的论文的《否思社会科学：十九世纪诸范式的限度》一书(一九九一年)；二是此后由他建议的社会科学集体研究项目，即一九九六年出版的阶段性成果《开放社会科学》；三是发表在他本人创办的《评论》杂志上的“科学探寻中的历史”论文(一九九六年冬季号)；四是他在一九九七年《美国社会学杂志》三月号上发表的题为“社会科学与对正义社会的追求”一文。
　　在沃勒斯坦看来，如十九世纪所被界定的那样，社会科学是一种关于社会世界的经验研究，旨在理解其间的“常规性变化”，进而由此控制社会世界。然而，社会科学与前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社会思想不尽相同，因为当时的社会思想并没有得到制度化，从而也未能成为所谓的社会科学；换言之，社会科学并不是单个社会思想家的产物，而是在那些为了实现具体目的的具体社会结构中的集体创造物———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产物。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制度化形式，主要是通过当时欧美传统大学结构内部的分化而确立的。这一制度化的进程主要发生于十九世纪的五个地区：英国、法国、日耳曼国家、意大利半岛诸国和美国；此外，社会科学中许多“研究主题”和“学科”的称谓也是在这个世纪提出的，这些称谓主要是：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
　　十九世纪早期的史学家往往把普遍历史的幻象作为自己的出发点，然而沃勒斯坦却指出，史学家所秉持的这种反理论姿态，一旦同来自国家和公共舆论的社会压力结合在一起，便会把主要的关注点放在民族历史的书写方面；再者，由于“民族”一词的界定往往是以一个国家的地理边界为边界的，所以那些不知不觉为“民族”进行辩护的历史学家便会对国家极有助益。正是在历史学的这种功用的驱使下，历史学这一本来就具有悠久历史的东西在大学学科设置中得到了制度化。
　　与此同时，作为前此社会思想重要内容的政治经济学也开始为人们所否弃，而依凭的根据则是人们在当时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即国家和市场是（而且也应当）按照各自不同的逻辑加以运作的；按照这一逻辑而表现出来的知识诉求，就不仅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学科对政治领域进行研究，而且也要求建立一门独立的学科对经济领域进行研究。正是在这种诉求下，政治学与经济学强化了彼此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合法性。正当经济学和政治学逐渐成为大学里的常规学科时，由孔德所创立的社会学作为一门全新的学科也正处于创建的过程之中。当然，社会学作为一门学科之所以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得到发展，虽说是人们将社会从政治和经济领域中排除出来的逻辑结果，但更主要地却是因为人们把当时的一些社会改革组织所从事的工作在大学里加以制度化的结果。十九世纪中叶逐渐在大学中实现的这种学科结构，不仅人为地分割了有关社会现实的知识，而且也经由这些学科知识的人为视界而从根本上切割了社会现实———经济的、政治的和社会—文化的领域。
　　当然，十九世纪这些学科的制度化进程，还因每一门学科都持续强调与其他学科的差异而得到了强化或固化，套用沃勒斯坦的话说，“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和政治学合演了一首四重奏，它们从十九世纪中叶直到一九四五年逐渐地成为大学里的一些正式学科”，并在内部差异的强调下共同构成了一个可以用“社会科学”命名并与前此的各种社会思想区别开来的制度化知识领域。
　　大学中各种不同学术系科的存在并且由此而产生的学科边界、结构和人事等组织制度，是以捍卫各自学科的集体利益和确保它们的集体再生产为目的的，其间充满了广义的“政治性”和人为性。但是，这种政治性和人为性并不能说明十九世纪社会科学有关分科的主张在知识上的有效性。沃勒斯坦指出，一九四五年以后出现的三个新的发展动向深刻地冲击了在前一百年中形成的社会科学学科结构。首先是世界政治结构的变化以及由此而在世界上出现的两个新的地缘性政治格局：一是美苏两大集团之间展开的所谓冷战，二是非欧洲民族的独立运动；第二个新动向是生产力的迅猛提高和人口的急剧增加，从而拓宽了所有人类活动的范围；第三个新动向是大学系统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惊人的发展，而且专业社会科学家的人数也得到了成倍增加。这三个新的社会现实无疑都对业已学科制度化了的社会科学提出了新难题。
　　与此同时，自然科学和数学在一九四五年以后的发展也对社会科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一九四五年以后在各门社会科学中依据牛顿观念而日益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注重探寻普遍法则的认识论模型，已经由自然科学内部的知识发展而遭到了釜底抽薪式的摧毁。另外，自然科学领域里的新发展，趋向于强调非直线性更甚于强调直线性，强调复杂性更甚于强调简单化。再有，这些发展也都承认观察者对观察活动本身的主观影响。最为重要的是，这些科学发展还强调“时间之箭”的作用以及未来对以往的不可复制性。用沃勒斯坦的话来说，自然科学的这些发展改变了各门社会科学之间内部斗争的权力平衡。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这三门学科本身，战后也越来越强调定量方法数学模型，其结果是削弱了它们各自切入问题的方法论的原本独特性。换言之，这三门社会科学学科在研究主题和方法论方面的日趋重合，这就对这些学科各自的统一性和学术前提的合法性提出了不容忽视的内在质疑。
　　在这种对社会科学学科结构的冲击和内在质疑的大背景下，人们开始在知识生产和再生产的实践活动中形成了一种新的时尚，即采取所谓“跨学科”的研究策略以突破制度化了的学科间的障碍。就这一时尚而言，一九四五年以后最引人注目的学术努力便是创造出了一个被称之为“地区研究”的领域。实际上，地区研究依其定义便是一个“多学科”领域，它的假设是：把地理区域视作在文化、历史和语言诸方面具有某种一致性。在此基础上，“地区研究”将那些希望从本学科出发对特定“地区”进行研究的学者集合在一个单一的结构之中，从而跨越了上述推进社会科学学科制度化的三种矛盾或界限。
　　就“跨学科”取向而言，最著名的是法国年鉴学派。年鉴学派运动是在亨里·贝厄、吕西安·费弗尔、马克·布洛克和布罗代尔等著名学者的领导下，为回应那些构成十九世纪社会科学制度化的基础的支配性前提(尤其是学科划分)而创立的，这明确表现为年鉴学派在主张“多元学科”或“跨学科”时所提出的著名口号：历史学家对社会科学“开放”!
　　沃勒斯坦指出，无论是“跨学科”还是“多学科”，表面上似乎都是要努力跨越各学科的划分标准，但这样的努力并没有真正达到它所设定的目的，反而强化了这些学科，并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一些所谓“新学科”。这是因为“跨学科”这一观念本身就是以分门别类的学科的存在为前提的，它实际上是对学科分立的意义和合法性的确认。年鉴学派对跨学科的强调，在沃勒斯坦看来，致使该学派尤其是其第三代学者忘记了年鉴运动最初力图超越各学科的初衷。也因此丢失了年鉴运动的特殊性，“如果一切都成了年鉴学派的，那么年鉴学派也就什么都不是了”。沃勒斯坦指出，年鉴运动的最大局限还在于制度方面，因为它所试图反对的（产生于十九世纪）那些作为前提的大学学科体制在他们自身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改变。因此，他主张“超越年鉴学派”，并通过建构一种新的知识论和一种新的大学制度结构而形成一种新的社会科学共识。如果做不到这一点，年鉴运动就会在一二十年内变成观念史家的一种空幻记忆。

载《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