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学术教育家”的邓正来

——在“邓正来先生追思会”上的发言*

孙国东

本文原载《校史通讯》（复旦大学）2013年4月30日总第88期

作为邓先生的弟子，我一直想给他既有的称号之外再加上一个称号，我把他叫做“学术教育家”。为什么这么说？我想作为弟子我们体会是最深的，这至少表现在几个方面：

    第一，邓先生其实不仅形成了一整套的学术人才的培养体系，而且特别注重学术活动的开放性的教育功能，同时扮演了一个授业者和布道者的角色，滋养了无数人的心灵。我们在吉林大学读书的时候，邓先生主要给我们上三门课：原典精读、大师思想Seminar，还有小南湖读书小组，分别培养学生的学术翻译能力、精读原典的能力、写作的能力和学术对话能力等。在这之外，还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课业体系，像针对所有人的双周读书报告，还有针对个别学生的每周“小灶”；还有各种学术活动体系，如“散步学派”等。邓先生经常在外面讲，他的学生在12点之前是没有睡过觉的。其实这话一点都不假，因为他对我们基本上进行的是“魔鬼式的学术训练”。邓先生以前家住北京，但每月要去长春上一个星期的课。他见到我们第一句话一般就说“想死你们了”。其实，我们有很多同学内心里悄悄地会说，“其实我们不想他”。为什么呢？因为他一来我们那一周就会特别特别忙，而且常常意味着新一轮的课业又开始了。

很多人有个错觉，邓先生到复旦来以后主要扮演的是一个学术组织者的角色，刚才秦书记也提到过去四年来我们办了近四百场的学术活动，平均下来每周超过一场。就我的理解，这些学术活动的背后其实同样体现了邓先生作为“学术教育家”的使命和担当。因为这些学术活动不仅极大地活跃了复旦的学术氛围，而且也使高研院实际上发挥着直接面向学生、教师乃至社会大众的教育功能。所以在我看来，无论是在吉大，还是在复旦，他其实都是一个学术教育家。

    第二，邓先生从理论基础到实践操作层面，形成了一整套的学术教育思想。奠定他学术教育思想的，我的理解就是中国社会科学自主性的思想。它有两个要点：第一，就是在国际向度上强调，学术要自主于西方的文化霸权，要凸现学术研究的中国情怀；第二，在国内的向度上，他强调学术研究要独立于经济场域、社会场域、政治场域的逻辑，强调学术研究的自主性、规范化。以这个思想为基础，邓先生在学术教育方面特别强调两点：第一，他是明确倡导“个殊化的研究路径”，也就是要杜绝那种以印象化的、大而化之的对西方思想的解读，所以他要求我们每个学生要以西方思想人物为中心进行深入的研究。他通过这一点其实想培养我们学术为本，走向理论本身、走向思想本身、走向学术本身的思想品格。也正是基于这一点，他设计了前面提到的一整套学术培养体系。第二，他明确倡导要“以中国为思想根据”，对西方理论进行批判、转化乃至超越。我们的很多学生做西方理论的，很容易产生一个问题就是成为西方理论的信奉者。为了避免这一点，他在我们师门部分同学中间主持了一个“中国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以电子邮件为讨论平台，开始是每星期，后来是每十天，进行专题化的讨论，学生们分头梳理近三十年来中国的法学界乃至思想界的重要成果，第二天他会在北京非常认真地对我们每个人的讨论进行评议。

第三，邓先生培养了一大批学术人才。在体制外时，他主持了著名的“六郎庄读书小组”。现在一些著名学者，如强世功、郑戈、赵晓力、李康、李猛，包括王铭铭，都是这个读书小组的成员。今年是邓先生正式进入体制十周年，前一段时间我们统计发现他过去的十年培养了近110个各类学生。这些学生大部分是入门弟子，也包括那些名义上跟着其他导师但实际上跟着他读书的弟子，还有个别私塾弟子，就是通过定期电子邮件接受他指导的，今天在座的就有一个私塾弟子。我相信经过邓先生的严格的学术训练，这些人当中一定能出几个著名学者乃至学术大家。

据我理解，邓先生的学术教育理念有几个比较明显的特点：

    第一，特别强调我们要“追比圣贤”。我的理解，中国文化格外推崇两种人：一曰圣贤，二曰豪杰。两者尽管都堪称人杰，但略有区别：前者以“立德”和“立言”见长，后者以“立功”著称。邓先生走后，一个较普遍的说法称他是“学术豪杰”。的确，他的个人气质、学术历程、成长经历，乃至学术成就，都堪称一代学术豪杰。但就我理解，他内心其实更推崇圣贤，只是自己一不小心成了“学术豪杰”，因此，他特别希望我们弟子们在思想创造和道德追求上不断地追求卓越，向那些圣贤们看齐。

    第二，他特别强调学术品位。他对学者和学术成果的评价，有自己独到的品位，从不从通行的标准出发。高研院的学术讲座，特别是两大品牌性学术讲座的主讲人，他严格把关，不入他的法眼，他是不会轻易安排学术讲座的。作为老师，他经常教导我们：要做学问，就要做一流的学问，不要搞成“大路货”。对那些刚刚接受学术训练的师门弟子，他布置的第一项任务一般是好坏论文的比较，也就是自己挑两篇主题相近的文章，比较好坏并说明理由。他之所以要我们聚焦于某个学术大师的思想，其实就是寄望通对学术大师的研读，培养学生的学术品位。

第三，他特别注重因材施教。以我个人为例，我刚进师门的时候，因为当时学术成果比较突出，加上少不经事，当时有点轻狂也有点浮躁。2007年五一期间，我专程到北京去看他，他明确给我提出一个要求，劝诫我跟着他进行“体制内的闭关”，并专门送了我六个字：平实、深刻、孤独。这六个字切中了我的要害，是我一辈子都需要牢记的。

由于时间关系，还有很多内容，我没法展开讲了，比如：他特别提携学生，利用他丰富的学术资源来悉心呵护我们对学术的热爱；他特别注重知识平等，引导培养学术批判精神。这里，我想简要提一下另一点，就是他特别注重“知识上的团结”，并以各种制度化的组织形式构建一个“基于情感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我们师门成员相互之间感情非常好，这其中有很多制度化的举措起作用。在此，我只提两点。一个是“学园基金”，就是号召师门内已经工作的学生为家境不太好的在读学生捐款，帮助他们完成学业。另一个是师门内部的体育锻炼的基金。它由邓先生捐款，资助我们购买体育器材、交场地费，然后指定一个同学每星期固定时间组织大家进行体育锻炼。这些公益性的组织形式，和其他学术性的组织形式一道，不仅加强了师门成员的“知识团结”，而且也极大地促进了师门相互之间的感情，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个致力于“知识团结”的学术共同体。因此，我把这种学术共同体称为“基于情感共同体的学术共同体”。

    最后，我想说我个人跟邓先生是师生缘很重的。我跟他之间有很多故事可讲，他对我的提携也是师门弟子中最重的。因此，我常常感觉到师恩千斤重，实在难以回报。我想，作为弟子，我所能做的是尽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把他的思想传承、发扬下去。

    谢谢大家！

                        （发言者系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教授、院长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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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根据我在2013年3月30日复旦高研院主办的“邓正来先生追思会”的发言录音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