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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律洪基:忆邓正来先生

发布时间: 2013-03-01   




忆邓正来先生

耶律洪基

 

我并不是邓正来先生的嫡传弟子,勉强算得上是挂名弟子吧!我相信全国像我一样受益于邓正来先生开放式教学的人不在少数。

记得那是十年前的一个寒峭未退的春日,应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文显先生之邀,老邓告别体制外学术个体户身份,从鼎沸喧哗的京城来到了北国的春城;受聘于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成为西方法哲学研究方向特聘教授。据说当时老邓提了3个条件:不当任何带“长”的行政职务;不当任何带“长”的学术职务;每学期在长春不超过1个月。当然,张文显先生一口答应下来,就此老邓和吉林大学结下缘分。

说实话,作为吉大体育学院一名体育教师,尽管当时有涉猎法学的想法,但对老邓并不是特别的了解,也不知道他的一些传奇经历,后来才知道歌乐山下一名四川外院英语系男生经常到西南政法去蹭法学课程,而后又师从著名国际法学家王铁崖先生。

幸好我当时单身住在吉大青年教师公寓,与老邓的几个博士生混的很熟,细高挑的湖南人刘晓平、笑眯眯的河南人邹益民、身体单薄得一阵风就可以吹倒的安徽人王小刚,当然还有此前在北大和朱苏力闹出很大动静的甘怀德。业余时间法学博士们喜欢打篮球与踢足球,我自然成为大家争抢的对象,当时我住文苑二舍一楼,恰好王小刚与我对门,一来二去我也融入了法学院大家庭。当时除了补充一些法学基础课程之外,我也寻找机会参与他们博士课程的学习。第一次和老邓见面印象特别深刻,当时体育学院课程并不是很多,我问了张文显教授的博士生刘雪斌他们当天的课程,说是老邓给上,以读书小组的形式上课,一周指定一本学术著作,然后由两个人做读书主报告,其他博士生做主评论,法学院出一名教师做主持人,记得当时的课程由黄文艺老师做主持,第一次看到老邓与想象中还是有些不同,中等身材,穿着传统的对扣短身功夫马褂,脚底下穿的洒鞋,寸头短发,头脸很圆,虎头虎脑的;如果在头顶点几个结疤或肩上披几个布袋,典型的避世之高僧。他说话声音很洪亮,带着一丝不容置疑的口吻。记得当时我第一次参加的读书小组报告会读的是沃勒斯坦的《开放社会科学》,当时这本书在市面上已经绝迹,我们大家都是提前复印了一本。这次读书报告会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老邓教会我们要敢于质疑权威,很多重大的历史发现或学术成果都是质疑权威的前提下取得的,在学术世界或知识殿堂没有什么理论是绝对正确的。当时老邓除了向国内介绍西方自由思想的集大成者哈耶克的理论和著作之外,就是研究知识社会学。

作为学术青椒的我,特别是法学门外汉内心实在有些自卑,在读书报告会上尽管自己也有一些读书心得,并有强烈发言的冲动,但还是忍住了,怕他们笑我浅薄。无知有两种,一种是知道自己无知,另一种是不知道自己无知,无知者无畏,但是知道自己无知会产生严重的畏惧心理。胆小无知的我,在人前不敢发言,好在有一个机会,二个小时左右时间的读书报告会,中间会有几个little break,趁老邓方便的时刻,我也快步跟上老邓一起去方便,而且每次我都是和他邻居,呵呵!当然不是比谁呲的远,而是为了创造语言交流的机会。这次读书报告会课程之后,我对学术大腕有了重新的认识,真正的学者都是平易近人的,从没有特别装13的。同时,他们也都是很欣赏后辈对他们的理论或观点进行质疑,而且也都乐于扶持与培养后辈学人,用老邓的话说,这叫做“学术共同体”,而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正是在不断的观点交锋和学术辩论中产生,他说我们国内特别缺少这种氛围。当时的我听着这些学术话语,尽管似懂非懂,但内心对老邓的敬仰确如绵绵江水不可断绝,特别是听他讲当年是在如何艰苦的条件下进行苦读的经历,在北京地铁站里因为读书而错过最后一班地铁而露宿街头,我们今天的条件实在是太TMD优越了,真是愧对先人啊!

今天早上听说老邓去世的消息,我最为愧疚的就是没有陪老邓打一场网球。几次课程之后和老邓渐渐熟悉起来,他听说我的体育背景之后,眼里满是赞许和鼓励的目光。说实话,如果当时是鄙夷的目光,我可能第一次课后就逃掉了。比读书会印象更深刻的是上他的原典精读课程,记得我们当时翻译的是庞德的《法理学》第五卷。对于没有法理学背景的我来说,庞德的辉煌著作无异于天书。当时老邓给每个博士生复印几页英文原版书,然后每个人轮番翻译,他再做校对和点评,记得有一次,一个叫李强的女博士,翻译的过程中一个专业词汇有争议,李强强调是金山词霸上的释意,老邓毫不思索的脱口而出:“金山词霸上说的就对吗?”由于老邓本科学外语出身,大家都不敢出声了。遇到疑难的句子,老邓总是用油笔写在白板上,逐句逐词的给大家解释,包括语法和惯用法等等;我觉得比我们大学外语教师讲的还要细致,不愧为翻译大家。几次课程之后,老邓把读书报告会命名为“小南湖读书小组”,因为那时老邓还是常驻北京,来长春也只是短期交流,只有给博士生上课时才从京城过来,当时他就住在长春著名的南湖公园湖畔,因此把读书小组命名为“小南湖”。

老邓不仅是一位学者,翻译家,还是一名著名的出版家,在国内组织和出版了很多社科著作的套书,他和国内很多出版机构有良好的合作关系,后来由他帮忙联系,由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小南湖读书小组”学会报告集。呵呵!遗憾的是没有我的文字。

这期间还有一件大事,也是老邓一直以来的心愿,就是成立一个网上学堂,现在我们都知道了是“正来学堂”。我做为挂名弟子也参加了正来学堂的成立典礼,记得在吉大法学理论研究中心学术会议室,张文显书记在会上发言祝贺了正来学堂的成立,网站由吉林大学法学理论研究中心维护。网站里有很多栏目,其中就有“小南湖读书小组”与“原典精读”。一段时间,老邓不在吉大时,正来学堂成了我的精神寄托,我最喜欢的就是每周的推荐书目,有很多自己没有听说过的学术著作,真是大开眼界了!

06年我去上海读书之前,参加了老邓的几次课程,一次谈话中,老邓问我体育课教什么,我说教网球,老邓说他也很喜欢网球,有机会要和我切磋切磋,我自然是十分的惶恐,心里也有几分暗喜,呵呵!搞体育的就这几点好,玩什么不愁!遗憾的是他第二天就飞回北京了;而我也在几天后去了上海,此后再没有交集。上海的学业很重,三年期间几乎一直都在上海盯着,并不时常回到吉大!在寒暑假回到吉大时,有时会遇到老邓的博士生小刚,问问老邓的近况。08年五一回到吉大时,听小刚说老邓去了复旦大学,尽管上海体院也在五角场附近,我却没有勇气去见他,这时的我正在上海体育学院攻读心理学博士,背叛了我的法学理想,我怎么好意思见他呢!

一个月之前在微博上知道了老邓胃癌晚期,心里默默为他祈祷,老邓是个乐观的人,我相信他会战胜病魔的。这不仅让我想起了杨小凯先生和高华先生,我真的很难理解为什么上帝会这样对待他们,在他们的学术之花正在璀璨盛开的时节,却让他们黯然枯萎!

中国又折损了一员自由主义学术巨将,记得一次老邓课上给我们讲参加西班牙世界学术会议时,国外社科学者的质疑:“中国有人文社会科学吗?”是啊,在神马之前都要冠名马列的中国,还有人文社会科学吗!思想的禁锢比什么都可怕!每当你想要说点什么的时候,“老大哥”总是在你耳畔低语,不断的提醒你他的存在!西班牙回来,老邓痛定思痛,发出了“中国法学向何处去”的怒吼,与其说是对中国法学现状的批判,不如说是对中国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现状的刺责。我曾经问过老邓这个问题:“你是左派还是右派,是甘阳还是秦晖?”按道理,向国内介绍哈耶克,明显的右派自由知识分子,但是老邓却不愿意别人给他贴上任何标签,用吉登斯的话说,他已经“超越了左与右”,他关心的只是知识的再造和生产,其他只是知识生产的副产品而已。

斯人已去,祝愿老邓在天国继续他未竟的事业!

摘录一段陈寅恪先生祭奠王国维先生的碑文,以纪念邓正来先生!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