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先生，一路走好

1999年，我为出版《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奖者学术精品自选集》中哈耶克的著作与邓正来先生有过一次合作的经历。由于这套丛书入选的原则是“自选”，对于那些去世的获奖人的著作由谁来选就成了问题。当时的做法是，如果获奖者生前为某一目的选过或推荐过自己的作品就集成册视为作者的“自选”，如《莫迪利亚尼文萃》就是采用这一方法的。但哈耶克论述颇丰，涉猎极广，他生前的选集很难代表他一生的学术成就，但有谁能从他等身的著述中选出一个代表他一生学术思想的精华本呢？为解决这一难题，我们决定请哈耶克的家人来帮助完成此事。

我通过奥地利驻华使馆文化处的帮助找到了哈耶克孩子的联系方式并写了信。不久他回信说：“很遗憾，我没有能力完成你希望我作的工作，但我知道中国有位学者能够担此大任，他的名字叫邓正来。”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先生的名字。

当时，互联网远不像现在这样发达，作为“圈外人”，要找到一个“学者个体户”不是件容易事。好在我们的工作被学界认可，不久我便找到了邓先生的电话。坦白地讲，第一次与他联系我多少有些不安：他是否好说话？会答应我的请求吗？如果以什么理由拒绝，我应怎么应对？事实证明，我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电话拨通后，一个极富磁性的声音传来，话虽干脆，但却让人感到亲切感。我讲明意思后，我们的距离近多了。先生爱学术，将传播学术思想视为己任。他肯定了我们的工作，爽快地答应第二天在五洲大酒店大堂见面细谈。我担心的问他：“我们没见过面，我怎么找您呢？”他说：“容易，我的装束一见就能认出来。”

次日下午，我如约到了五洲大酒店大堂，刚进大门略一环顾，发现不远处有一人身穿一袭长褂长裤，脚蹬平底布鞋，头发剃的象刚长出来的一样，背着手站在那里。我想，一定是他，因为来此处者大多西服革履，唯此人装束别样。我急走几步，上前问道：“是邓先生吗？”先生回了三个字：“邓正来。”

那天的见面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先生是个性情中人，是个做真学问的大家。他学识丰厚，对问题的认识深刻独到，言语间不时透出一股知识分子难见的侠气与霸气，让我感到这才是个真英雄。

这之后，为出版《哈耶克论文集》，我们有过多次接触，其间，请我到他家做过客，并和他的夫人和女儿聚过餐。他并亲自到出版社改稿，不厌其烦地向责任编辑解释提出的疑问。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对每一处问题，都要引经据典，用他广博的知识讲清“为什么要这么译”，“哈耶克要说明一个什么思想”等，和他一起改稿，无疑就是在上课，在感受他的思想，体会他对问题的深刻洞见。每一次我都会在思想上有载而归。

天妒英才。正当这个社会最需要思想的时候，病魔却剥夺了这位学界圣贤思想的权利。我们为此而惋惜，而不平。但虽然先生已不能思想，他留下的思想却已成为思想域的财富，后人一定会用思想思想他的思想，并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