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邓正来先生

陈周旺

听到邓老师去世的消息，所有人都不约而同感到，太快，太突然，太不可思议了。记得去年年底我参加复旦高研院的年会，其时觉得邓老师依然精神奕奕，惟一不同的是，近一年来他清瘦了不少。没料到第二天他就检查出胃癌，而且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不乐观。1月23日下午，我跟随学院前任书记沈兰芳老师、工会主席包霞琴老师和俊志兄前往医院探望，却还是未能见上邓先生最后一面。其时他刚做完穿刺手术，需要休息。我们不敢打扰，就在病房外面向国东兄询问病情，不料就在此时医院发出了邓老师的病危通知。之后的情形，已不容我多说了。

初次听到“邓正来”的名字，是在《中国社会科学季刊》中，那时我还在国际政治系攻读研究生，《季刊》是我们研究生的精神家园，关于市民社会的讨论在相当长的时间影响了我们的学术兴趣。当时觉得“邓正来”这三个字是如此遥不可及，仰之弥高。及读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邓老师讨论该书书名为何要译为“自由秩序原理”一处注释，读来兴味盎然，不觉拍案叫绝。那时，是无论如何想不到会与邓先生相识相交的。

或许是机缘巧合，邓老师赴复旦高研院任职，并挂职在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时任院长桑玉成老师任我为邓老师先期在复旦的助理。我于是参加了邓老师初赴复旦的聚餐，之后邓老师便返北京收拾行囊。

由于邓老师不喜乘坐飞机，这一次他是孤身乘京沪列车南下。我也是只身前往火车站接车。从这个意义上，正是我将邓老师接到复旦履职的。由于之前吃过一次饭，虽然邓老师从火车上下来时戴着一顶奇怪的帽子，我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初到复旦还没有安排住处，我就请邓老师将就，暂时下榻正大宾馆旧楼。邓老师并不嫌简陋，放下行李就开始读起书来。这些往事皆已成烟，但仍历历在目。

之后邓老师很快适应了复旦的生活，我这个助手也就逐渐淡出。在邓老师的努力下，高研院的工作如火如荼。同事们都感慨，邓老师真是精力过人啊，一个人竟能做那么多事情。邓老师对晚辈的提携，至今仍令我感怀不已，我自己就经常收到邓老师的邀请参加高研院的活动。每次邓老师对我们的称许和批评都是那样不留余地，也只有了解他对学术、对思想的执着以及他的真性情，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苦心。

斯人已逝，后学未已，只感恨仅有的几年相交，竟未能从邓老师那里学到更多的东西。邓老师走得太快，太急，总感觉这样的事情没有真的发生，他还在我们身边，对后生晚辈不断进行鞭策。

邓老师在天之灵安息。

（陈周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