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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学术江湖再无邓正来

发布时间: 2013-01-30   




学术江湖再无邓正来

本报记者 宣金学 《中国青年报》(2013013010版)

 

    邓正来,著名法学家、政治学家、翻译家,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1956年生,2013124日因胃癌逝世于上海。

 

    照片中的邓正来,双手叉腰,略侧着头,眼中含笑,身披一件深红色睡衣,窗外的阳光打在他的脸上和身上。如果不是身后的输液架和蓝白色衣领外翻的病号服,你看不出这是一个胃癌晚期的病人。

 

    历史学者许纪霖去看望这位被誉为“中国近20年来西学东译的最重要的代表人物”时,甚至有些惊讶,他眼前的邓正来,“活像一只充满斗志的老虎”, “就像又找到了一个敌人”。

 

    但邓正来是不惧生死的。2012年的最后一天,他开通微博,写的第一条博文是自己的“重生宣告”:我天性开朗,一生都奉行向死而生的原则。“三教九流”的朋友前来探望,让喜欢热闹的邓正来觉得,这是“一副至少和大夫们开的药剂一样好的药”。他对好友周国平说,生命不在活多长,在它的精神维度。

 

    听说小麦苗榨成汁儿可以治胃癌,女儿特意在家里种起小麦苗。可这些并不能阻止癌细胞的扩散。化疗后的邓正来,愈加削瘦,面无血色,就像漂白过的被罩枕头。体内的肿瘤,也从馒头大小,增大了几倍。

 

    124日的清晨,他离开了人世。因走得太匆忙,他连遗嘱都没留下。那一天,离邓正来57岁的生日只剩一个月。离他确诊胃癌住院,才整整一个月。

 

    就在住院的前两天,他还在参加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的一个学术论坛。身为一院之长的邓正来在会场上,生气勃勃。晚宴席间,他和好友大谈起自己对茅台酒的鉴赏力。

 

    “老邓喜欢热闹,喜欢众星拱月的感觉。”许纪霖评价道。与邓正来相识多年的学者刘擎,也评价邓正来“张扬、夸耀和领袖欲望是如此夺目”,身上缺少其他学者那种低调、沉静的气质。

 

    刘擎揶揄喜欢“表扬和自我表扬”,邓正来只是哈哈一笑:“当然,但最要紧的是水准。只要真正到位,批评和表扬都很好,甚至更好。”

 

    法学学者高全喜,对邓正来的《中国法学何处去》一文提出质疑。邓正来却“再三邀请”,请高全喜将文章写出来,发表在自己主编的刊物《中国书评》上。

 

    而学术上,他的水准的确一流。他是中国学术规范化和社会科学自主性运动、市民社会理论研究和哈耶克自由主义理论研究的领航者。在2000年~2004年总共21个学科的论文引证率中,邓正来在6个学科中位居前50名,是中国唯一一个横跨六个学科,并在法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等核心社会科学学科同时位居前五名的学者。

 

    圈内人都知道他在学术上的“大抱负、大格局”。2009年,邓正来创立复旦大学当代中国研究中心,许纪霖在祝贺词中说,这“将对上海的学术界带来很大的变化”, 却令邓正来有些不高兴:“你以为我的志向仅仅是在上海吗?”

 

    《中国书评》和《中国社会科学季刊》是邓正来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创办的刊物。特别是后者,邓正来将之诩为“学术界公认的中国第一期刊”。他还曾对历史学家袁伟时透露,想成立一家民间研究机构,全面超越官办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成为一家权威的、体制外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天下英才尽入我彀中’的感觉,邓正来是很喜欢的。”许纪霖说。

 

    邓正来的弟子孙国东对此有着不同的解读:邓正来身上有很浓的江湖气,喜欢热闹,恰恰是他遵循了一种学术原则的“学术包容”。在他组织的会议中,新左派和自由主义者能够坐到一起——“邓正来有自己的方法让这些人坐在一起,真正地超越左右”。

 

    这个曾叫嚷着自己“要竞选总统”的不甘寂寞的人,却是一个耐得住寂寞的人。

 

    他刚刚踏入学术江湖,是以一名独立学者的身份。研究生没毕业,他便退学,成了一个“学术流浪汉”。没户口、没住房,也没收入,他有的只是铺盖卷和装满书的书包。他漂在北京城,睡过同学的办公室,也睡过七八个地下室,还在寒冬的地铁站里跑步抗寒。他每天的工作,几乎只有读书和翻译,以及“想自己的问题”。

 

    从学校出来的邓正来流浪了13年,而流浪刚结束,他又在冷板凳上开始了5年的“闭关”:不参加任何国内外学术活动,不接受任何约稿——只读书。

 

    也正是在“北漂”的18年里,邓正来以一己之力将哈耶克推介到中国。他翻译出版了哈耶克220万余字的著作,撰写了近60万字的哈耶克研究论文,成为国内公认的哈耶克研究的顶尖学者。

 

    后来在好友、时任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的邀请下“出关”,做了一名法学院教授。从体制外进入他曾猛烈抨击的体制内,也成为他被“诟病”的一个把柄。有学者曾当着众人的面,说邓正来真是“黑白两道通吃”的高手,他却面不改色,一笑而过。

 

    在许纪霖看来,邓正来想实现自己的学术理想,终究绕不过这个体制。“只是理想与时代的脱节,使他不可能成为他想成为的中国学术界的‘教主’。他是一个英雄,却带着悲剧色彩。”

 

    按照邓正来的“野心”,他是带着遗憾走的。而作为一个读书人,邓正来却说:“在学术追求中终结自己的生命,是最好的离开方式。”